高山堡
公元年，明永乐二十二年，太宗朱棣病死于第四次亲征北元的归途中，仁宗朱高炽继位，在位仅一年，也病死了，宣宗朱瞻基继位。这二帝文化修养都极高，治国比较清明，史称“仁宣之治”，二人多多少少修复了武夫朱棣留下的烂摊子，革除了一些恶政，帝国的经济开始恢复正常。然而这二帝加起来在位也就十二年，也缺乏祖先那样的野心与精力，一切都止步于维持和修复。
这个时期的北疆，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彼时蒙古主要分成三大部，瓦剌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鞑靼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和兀良哈地在契丹故地，漠北及辽东一带，永乐间归附明朝，后被瓦剌征服。一方面，瓦剌和鞑靼互相攻伐，争夺绝对领导权，无暇南顾；另一方面，两家都想借力于明王朝主要是物资上的支持，所以都向明王朝称臣和朝贡，并索要高于贡品千百倍的赏赐，得不至满足时就出兵扰掠，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故事，瓦使不过五十人。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屡敕，不奉约。使往来多行杀掠，又挟他部与俱，邀索中国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餍，辄造衅端，所赐财物亦岁增。——《明史》外国九●瓦剌
游牧族没有明确边界，示意一下
如同洪武年间的双方力量消长，不过这一次是倒过来的。正统四年（），瓦剌首领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明正统十四年（），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贡马，诈称三千邀赏，明廷宦官首领王振不肯，也先就制造衅端，于当年七月，传邀各部，分四路大举袭扰。也先亲率一路攻大同。“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皇明通纪》。22岁的英宗御驾亲征，导致“土木之变”。经此战灾蹂躏，边外防御系统悉数被毁，“诸卫什伍虚耗,至是虏寇拥逼”——《殊异周知录》。无奈只好放弃，将边外的镇虏卫、云川卫、玉林卫收缩回大边内即今右玉左云一带防守。严格说，这是明蒙双方攻防关系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役之后，明王朝再无主动出击的大型军事行动，全面转入被动防守。
最外边的红色长城线即为大边，几乎全部都在今内蒙古境内。就在永乐年间，云内和丰州仍属境内。
回到高山话题。边外各卫回撤，防线全面收缩，明军发现大同镇城东西两翼的军队部署都有问题，头重脚轻。左云川卫城至镇城长达华里的十里河两岸武州塞东段，阳和（高山）卫城至镇城华里采凉山苏木山沿山脚下的重要通道，都没有设置军事基地。于是在天顺二年()，筑高山聚落二堡（位置都落在东西各六十里之中点处），以期加强大同镇城的卫护。即今大同市左云县高山镇高山村和今大同市云州区巨乐乡巨乐村。
天顺二年城动词聚落高山。
——明《肇域志》山西四
高山堡，在府城西六十里，天顺二年建筑，周围三里十步，高二丈一尺，门二。设站马戍兵。
——（成化）《山西通志》卷之三
天顺五年。筑大同聚落高山二站城从巡抚右副都御史王宇言也王宇，正统四年进士。天顺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寻兼抚大同。此处所言五年，与其它资料略有差异，可能是始筑与落成的统计误差。
——《明实录英宗实录》
天顺五年。筑大同聚落高山二站城从巡抚右副都御史王宇言也
——（正德）《大同府志》
髙山堡，……，明天顺二年建堡，方二里，髙三仞，厚二仞余，门楼二。嘉靖十四年改建，周四里三分，髙连女墙四丈二尺。万历元年砖包。旧火路墩一十六座，今火路墩一十座。明分驻守备一员。“
——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十二●关隘●朔平府●左云县
所有资料都指向“堡”或“站城”的称谓，也就是说，高山堡在天顺二年建堡时之前可能有驿铺，但肯定没有堡垒，先是建了一个“方二里也有说三里十步，可能扩建过，总之很小，髙三仞，厚二仞余，门楼二”的袖珍宝宝。古代一仞约七尺到八尺，明代一尺合今0.米，按八尺算，也就是墙高约6.8米，厚4.5米多，确实简陋了些。对比大同地区其它站城或驿城，基本都是这个规格，说明当时也并未作为大型据点设计，只是“设站马戍兵”的哨所和兵站而已。
第一次所筑站城，今已基本无存。这个模拟图，是以现存的一个石包土台和传统道路推测的。高山堡建在舒缓的山坡上，除非足够的人工，否则不可能有如此高大的土方构造，应是第一次所建小城的马面或城门。后来被驻军或居民作为庙宇的台基加以利用，片石可能就是在建庙时加包的。
今存的石包土台
尽管史料中“城”与“堡”经常分不太清，但高山堡在嘉靖十四年扩建之前，没有被称作过“城”，古人也是有底线的。
继续闲扯。
“土木之变”后不久，瓦剌就因内讧而式微，鞑靼乘势复兴。明王朝这边，先后上演了拥立景帝和英宗复辟等闹剧，又经历了荒淫无度的宪宗在位24年，直至孝宗继位，情况开始好转。但是，蒙古民族又一个强势人物也在这时出现了，那就是达延汗。蒙古民族称汗的领袖人物中，有几个是对中原造成过巨大伤害的，成吉思汗算一个，薛禅汗忽必烈算一个，再下来就是这个达延汗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后边他孙子俺答汗也称阿拉坦汗也很猛，算半个吧。
所以在这段时期内，边患逐步升级。前面说过，领袖立威必须通过对外战争，尤其是游牧这种资源匮乏的民族。但达延汗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看上去任性，实际上不胡来。纵观达延汗时期的双边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既有刀光剑影的军事冲突，又有和平交往的贡市贸易，表现出历来较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往特征。
比如同样是朝贡，瓦剌的也先是敲诈勒索，达延汗却是有实有虚，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比如年（弘治元年）他继位后首次朝贡：
五月，明大同守臣上奏朝廷：“北虏小王子率部落潜住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势将入寇。至是，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
六月，达延汗派遣的入贡使臣人驱赶马骡近头只，前往明朝入贡，被安置于大同。明大同守臣奏报朝廷，并请示允许蒙古贡使前往京师的人数。最后决定允许蒙古使臣人赴京。
八月，以知院桶哈为首的蒙古使臣来到北京进行朝贡活动，一直滞留至九月。
在朝贡的同时，也有炫耀实力、寻求平等地位和伺机扰掠的目的。但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正常贸易。比如年（弘治十年）朝贡时，兵部上奏：
“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
“今春北虏进贡，大同守臣纵令官军、势家用彩段、衣服、铁器等物易彼达马。”
到年的入贡，虽然因故作罢，但当时蒙古“欲偕三千人入京”，使团规模有扩大趋势。
年的入贡，达延汗派出使臣人，规模空前，明朝允许人入关，人进京。
由此可见，蒙古庞大的使臣团入京也好，留边也罢，都是为进行贸易活动而来的。也可以从中窥见达延汗的狡黠。
然而，仅仅正常明廷眼中已经很过分了的贸易，无法解决蒙古贵族和部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年（弘治九年）、年（弘治十一年）的朝贡，蒙古贵族集团以“赏薄”为由，心生怨恨，开始筹划大规模袭边。
1年（弘治十三年）四月，“入寇大同，势甚猖獗，京师戒严，人心訩戄。”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大同左卫“大肆杀掠”。五月中旬，“西自威远、平虏、井坪等卫所，东自阳和、天城、顺圣川，南至应、朔、山阴、马邑、浑源、蔚州、广昌等州县中间环屯列寨，绵亘千里，烟火聚落百万余家，旬日之间生产荡然，人畜殆尽。”
其中有一个“威远失机案”。
初，虏自大清山墩，数道并入东南。行右参将秦恭、副总兵马昇得谍报，各领所部士马，会威远，约游击将军王杲共御之。更遣人驰报镇守太监刘云、总兵官王玺、巡抚都御史洪汉等为防备。杲登城了虏，见二十余骑掠毛家岭，易之。曰：如此不击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挥邓洪固止之，不听，遂出兵。虏骑佯走，杲驰赴之。至北岭坡，虏骑渐多，乃知堕虏计。急驻兵，未定，虏伏骑七千余，噪而出，横突我军，阵离为五，遂大败。所亡把总、指挥等官五十二人，旗军五百四十五人，官军五百九十八人，杀伤者又五六百人。虏掠战马及盔甲枪刀弓箭等器，咸以千计。杲仅以身免，邓洪战死。自盘石岭等四十庄屯，人畜一空。时恭营草沟堡，昇营布家屯，距杲战处各（三疑缺）十里许，不敢进。玺及云汉以失亡众惧谴责，故不覆实。而但以杲昇所报与虏战状，奏闻杲等失误军机。玺等奏报不实俱宜治罪。……上命逮系杲、玺、汉等至京，三法司、锦衣卫会鞫之狱。上得旨马昇、秦恭、王杲依律处决。王玺并家属发陕西镇番卫充军，洪、汉革职闲住，刘云等九人下巡按御史逮治。
——《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五十六
当然也有英雄出现：
虏拥众入大同左卫境，自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大肆杀掠。游击将军张俊率兵御之于东荆庄，依河驻营，先遣兵三百，径趣城南邀击，其前复分兵三百以应之。贼三万余骑集攻俊营。俊身先士卒，面被箭益奋。贼不能克，退驻河北。
弘治十三年六月，升宣府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张俊为都督佥事。录大同御虏功也。
——《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五十六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提督军务都御史史琳陈备边八事，其中一事说：大同东有聚落堡驿，西有高山堡，俱为虏寇出没要害之地，宜安伏士马，以便截杀。但堡城狭隘，不能容众，请因旧开拓。以大同往年招募土兵千人或八九百人，总设指挥一员、千户二员、百户四员领之，仍别设守备官二员，各统领山西、河南轮操官军五百，在彼操守，并添设管理刍糗仓场官各一员，其土兵就给以近堡空地各四五十亩，令且耕且守，以为保障。……兵部覆奏从之。
——《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五十六
这可能是高山站城最早的扩建和增兵提议，虽然“兵部覆奏从之”，但实际施行，又拖了很久。
下次说高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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