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内外是家乡
──偏关人走西口记略（二）
高政清
下煤窑的人们
矿主把头和皮鞭，
赶你下窑命由天。
脑袋掖在裤带上，
死不了也得扒层皮……
这首流传在内蒙古中西部和偏关一带的民歌，是偏关人走西口到大青山下煤窑背大炭的真实写照。
大青山一带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有悠久的开采历史。但这些煤矿大部分由王公贵族或军阀豪强、土匪恶霸把持着。他们雇佣地痞流氓作为把头和打手，日夜监视着从口里和其它地方来下窑的“窑黑子”。“窑黑子”们每天两班倒，一班12个小时。当时没有钟表，只能靠燃香计算时间。大凡“窑黑子”，都受尽了矿主、把头非人的折磨，每天还得提心吊胆，因为瓦斯、冒顶、透水、塌方等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有的人未完成矿主规定的任务，要被扣工钱，轻者挨骂，重者挨打，敢于争辩者，被把头一顿乱棍打出煤窑，工钱别想拿一分；有的人因塌方和冒顶砸断手脚，造成终身残疾；也有人长眠在暗无天日的煤巷深处，永远地留在了异地他乡。
大青山煤窑的矿主招工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来自口里的青壮年，这些人占“窑黑子”的大多数。他们自凭身强力壮，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听了煤窑老板派出的招工人员下煤窑工钱高、生活好等优厚条件的花言巧语，便信以为真，认为下煤窑受上三年五年，挣上一笔钱便可回口里过好日子，就下了煤窑。
二是矿主在走西口路上开的旅店里布置“眼线”，勾结旅店老板，骗人上钩。凡是来住店投宿的口里人，一般都要打问打短工的去处和能挣钱的营生。这时矿主布置的“眼线”便凑过来拉家长，自称是刚从煤窑里来，准备回家，然后就说煤窑的条件怎么怎么好，能挣大钱。再加上店老板的帮腔唱和，那些涉世未深的后生们便被说得动了心，跟着“眼线”来到煤窑，办理了下窑的“卖身契”。等到发现上当受骗，已经身不由已，后悔莫及。而“眼线”早已从矿主那里领了赏钱，溜得无影无踪。
三是有的土匪在西口路沿途开设“黑店”，一些不明就里的青壮年住下后，店内土匪就扮作逃荒的或走西口的来摸底。一听口音，就知道是从口里来的。于是，晚上睡下后就悄悄溜出去通知附近的土匪。当住店者进入梦乡后，土匪一下子将“黑店”包围起来，砸门而入，把刀架在住店者的脖子上，或是把枪顶在住店者的脑袋上，先抢走身上带着的盘缠，然后把人捆起来，押送到煤窑上，按人头卖给矿主。
一般情况下，矿主都要与用各种手段骗来的“窑黑子”签订契约──实际上就是“卖身契”。里面明明白白写着，“窑黑子”因工致伤致残只能自认倒霉，矿主概不负责；遭遇事故死亡，也与矿主无涉；如果无故矿工或逃跑，不仅要遭毒打示众，而且要扣半年或一年的工钱。所以，一旦下窑当了“窑黑子”，只有到了约定的年限才能回口里。
当时，大青山一带的煤窑大部分是坡度30度左右的斜井，主巷道宽不过两米，高不过一米，而主巷道到采煤工作面最远的有几千米，最近的也有几百米。分巷更是狭窄，宽不到一米五，高仅一米，仅能容俩人通过。“窑黑子”们在巷道内运煤，只能猫着腰行走，稍不留神就会碰头。采煤时通常是三人一组，在低矮、潮湿、空气稀薄的工作面，在昏暗的窑灯照射下，一人先在煤层底部刨出一条条缝隙，另外两人一人抡铁锤，一人把住铁钎，半跪着，一锤一锤把煤块砸下来，再由运煤的“窑黑子”拉走。虽然，巷道内每隔一段都要打巷柱，遇到地质不好的地方，还要用采煤采出来的煤矸石垒作柱子，或是在煤层较厚的地方打“梅花柱”，即采一段煤留一根不足一米高、仅能容两个运煤的人通过、整个巷道看上去呈梅花状的柱子，以支撑整个巷道，但如果煤层松软，冒顶事故还是时有发生。一旦发生塌方，在工作面采煤的“窑黑子”大都会被埋在里面，连尸首也很难找出来。要是发生透水事故，首先遭殃的也是在工作面采煤的“窑黑子”，连呼救都来不及就会被滚滚而来的黑色污水吞没。
不过，相比之下运煤的“窑黑子”劳动强度更大。他们每人有一根不足3尺的窑扁担，扁担前后用绳子各拴一只红柳条筐或榆条筐，里面最少也要放多斤煤炭。在巷道里前进时，说是担着，实际上是一只筐压在背上，另一只靠在胸前，半猫腰在低矮窄狭的巷道里拖着行走。而且，还得边走边保持前后两只筐子的平衡。要不，前面的筐子低了会碰到巷道底部，寸步难行；后面的筐子低了，前面的筐子又会碰到巷顶，同样前进不得。而维持身体和前后两只筐子平衡的，全凭“窑黑子”手里的两根“窑拐掍”。“窑拐棍”一般由坚硬结实的榆木制成，不过一尺多高。拐棍顶端安着长约五寸的把子，一端握在手里拄着，一端挂着窑灯。窑灯用陶土烧制而成，呈圆柱空心型，粗3寸，高5寸，中间呈细腰型，顶端呈马蹄形，向上倾斜，顶部留一小孔，插一根棉花焾，灯里灌满素油，“窑黑子”就是靠它来照耀昏暗的巷道。行走时，“窑黑子”两只手拄着窑拐棍，一步一挪动，一步一喘息，实在累得走不动了，就拄着窑拐棍喘息一会儿再走。走在最前面的人一旦停下，后面的人就也得停下来。所以，在巷道里背炭的最忌讳休息，否则要挨其他“窑黑子”的骂。由于在低矮的巷道里无法换肩，大部分“窑黑子”的肩膀都压成了死肉，上面长满了厚厚一层茧，俗称“牛领子”。
还有一种运煤方法，就是每人在背上铺一层厚厚的棉垫，一头挂在脖子上，在棉垫上放一个长方型的木架子，再把成快的大炭放在木架上，一次同样最少也得背多斤，然后半猫腰背起，手拄窑拐棍，在昏黄的窑灯照耀下，一个接一个半背半爬地顺着斜巷把煤炭运到外面。用木架子背炭，虽然比用扁担担好行走，但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脊背上，沉重的大炭往往把背炭人的脊背磨压得皮开肉绽，疼痛难忍，以故民歌中有“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脊梁”的唱词。
那时的煤窑大都是独眼斜井，无通风口，井下空气窒闷，有时温度高达30多度。虽然有的煤窑用木制风扇往里扇风，但形不成对流，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下窑的“窑黑子”往往只穿一条裤钗，赤身裸体往外背大炭。有民谚这样形容那情景：“窑外数九，窑内入伏。出来一团气，进去浑身水。耳挂牛肋肢（刮汗用），全身不挂一根丝。”可以说，下煤窑背大炭是走西口人当中最艰苦、最危险的行业。
由于窑主和把头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所以那时对下窑的工人根本没有今天所说的安全培训，有些新来的“窑黑子”对煤窑的地质构造和采煤运煤的安全常识一无所知，只能靠下窑多年的师傅引导。结果，有的人稀里糊涂便致残或送命。送命的原因，除冒顶、塌方、透水外，最常见的是“闷气”和“水闷”。
“闷气”就是瓦斯。清朝时所开的煤窑，大部分没有通风设备。条件好些的也可能在主巷旁开一风巷，但主巷到分巷最远的采煤工作面有几千米远，里面产生的“闷气”还是无法排除。每当“闷气”浓度高的时候，在巷道里的“窑黑子”就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窑灯忽闪几下就熄灭了，很难再点着。这时候，有经验的老“窑黑子”会立即扔掉窑灯，脸紧贴地面，尽量少吸气，多呼气，快速向外爬，侥幸逃生。如果再强行点窑灯，反而会引起瓦斯爆炸，后果更惨。但是，有些刚下窑、缺乏经验的“窑黑子”，见点不着窑灯，巷道里漆黑一片，呼吸困难，立即惊慌失措往外逃，不仅造成巷道堵塞，而且吸入的“闷气”更多，用不了几分钟，就会被活活“闷死”在巷道里。
“水闷”是比“闷气”更可怕的隐形杀手。采煤时，要是和古巷道打通，里面的积水会一下子涌出来，发洪水似地冲向巷道的低洼处。随水流涌来的有害气体，依附在积水表面，俗称“水闷”。即便不发生透水事故，在无人进入和不乱扔东西到水里，“水闷”便潜伏着。一旦有人误入积水之中或扔块石头激起水柱，“水闷”就会迅速向人体扑来，使人感到头昏眼花，呼吸困难，浑身发麻，如果不立即爬下，憋住气向外逃，一两分钟内就会被“水闷”闷死。
偏关县水泉乡樊家山村人王士，十几岁便随父亲走西口到大青山背大炭。王士天生有胆量，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牛脾气，外号叫“王大胆”。有一次，巷道里塌方，露出一个古巷道，里面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他想进去探个究竟，工友们怕出意外，不让他进去。他趁工友们清理塌方支柱子的功夫，一个人悄悄拿了窑灯钻入巷内。约莫走了多米，他隐隐约约看见有个人蹲在巷道拐弯处，以为是和别的巷道打通了，有人在那里休息。但他连喊几声，那人一直不接应。他壮着胆子走过去一看，只见一个“窑黑子”头戴柳条帽，蹲在巷道里，两手放在膝盖上，头忱在胳膊上，像是睡着了。王士又连喊几声，那人还是不接应。他很是奇怪，这个人咋睡得这么死？用手一推，那人应声倒地。他用窑灯一照，才看清原来是具不知死了多少年的干尸，枯黄的皮肤紧贴在骨头上，一双空洞的眼睛正恐怖地望着他，吓得他“妈”呀一声大叫，赶快往外逃。由于呼吸了太多的“闷气”，快到岔口时他也被闷倒了。是外面的工友听到喊叫声，有几个胆大的用湿毛巾捂住嘴，跑进去把他抬出来，进行人工呼吸，才使他捞下一条命。窑主听到这件事，立即派人封死古巷，把头则把王士暴打一顿，还以不守矿规，私跑乱逛，沾了“阴气”，冲了矿上的“财气”为由，扣了半年的工钱。而那个不知哪年哪月遇难的矿友，则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世界里，成了孤魂野鬼。因此，“窑黑子”中间曾流传着这样一道歌谣：
进煤窑进了鬼门关，
十人下窑几人还？
四块黑石夹一块肉。
阎王不叫鬼来缠。
在大青山下煤窑的偏关人，大都是青壮年。有的窑主为了拢络人心，也为让“窑黑子”们有力气干活，所以给“窑黑子”们的吃食一般还可以，平时以莜面块垒和玉米窝头为主，烩山药白菜，逢年过节还给吃点白面和肉。在清朝时，工钱是用铜钱结算，后来改用纸币、银元结算，下窑的收入也比干其它活多一些。但是因此而致伤致残和丧命者却难以数计。据估算，百万吨死亡率起码在7%以上。前前后后究竟伤残和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到了上世纪 十年代，日益觉醒的“窑黑子”多次举行罢工，煤窑的安全条件、“窑黑子”的生活待遇和工资收入都略微有了点改善。直到年内蒙古解放，所有煤矿、煤窑都回到人民手中，“窑黑子”才真正当家作主，获得新生。
乡音·乡韵·乡情
让我们先到前面已经提到的东梁上村看看吧！
东梁上村属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广益龙镇，是由偏关县水泉乡大阳坡村李姓、路姓和七家坪村王姓、陈姓的祖先于清朝咸丰年间逃荒走西口创建的，到现在已有多年的历史。当初的李、路、陈、王四姓4户人家，到现在已发展到60多户、近口人。到这里探亲，你就好像回到自己村里一样，那亲切的乡音、一字一板的乡韵、浓浓的乡情，使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永远也难以忘怀。偏关县东南部人发音较重，“我”叫“往”；而偏关西部的人发音较轻，“我”叫“瓦”；邻近鸿门口水泉乡北部的人则“我”叫“我”。聚居在东梁上村的走西口的水泉人，经历了七八代人却仍旧保持老家的口音不变。你进村后一开口问路，一听你的口音，村子里的人就会向四周高喊；“前山来人了！”“口里来人了！”“老家来人了！”不一会儿，你就会被闻讯赶来说着家乡话的亲人们包围起来。人们拉着你的手，问长问短，久久不愿松开。“欢欢儿回家哇！”当你来到亲友家，认识不认识的人很快就挤了一屋子，有的坐在炕上，有的蹲坐在地下，有的靠在门框上，大家一起喝着热茶，问询、谈论着老家的情况。当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听说自己的某位亲人或朋友过世时，长久以来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会在瞬间爆发，嚎啕大哭起来，哽咽着用家乡话说：“再也见不上面了，哭也甚事也不顶了！”惹得满屋子人也都眼圈发红。当他们听说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亲人们都过上了好光景，会兴高采烈地开怀大笑。
夜深了，满屋子的人都不愿离去。主人连连催促：“欢欢睡圪哇，明天再叨拉哇！”众人才恋恋不舍地陆续散去。每逢吃饭时，他们就会把熬得香气扑鼻的羊肉满满地给你盛一大碗，把只有过年才吃的炸油糕端上桌，“欢欢吃哇，不要刹假（不好意思吃的意思），口里口外都是咱家里哇！”即使是在大雪纷飞的寒冬里，你也会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当你出去串门时，无论你走到谁家，都会被当做贵客一样招待。如果你不辞而别，不吃顿饭，主人会不高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屋子的人和你拉家常，一直到深夜才散去。夜间休息的时候，主人怕从前山来的客人不习惯后山的寒冷，让你睡在炕头上，铺上厚厚的狗皮褥子，盖上厚厚的羊皮被子，使你在陌生又熟悉的“老家”睡得温馨而又香甜。天还未大亮，主人便早早起来生火做饭，随着“叭嗒，叭嗒”的拉风箱声，“蛤蟆口”炉子里火苗通红，映照着温暖的屋子。当你起来的时候，一壶滚烫的热茶、一盆温热的洗脸水已经给你摆放在那里。
当你住一段时间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总是拉住不让你走：“在咱家啥也没吃哇，就走呀？”当得知实在挽留不住你，一村人就会恋恋不舍的站在村头：“甚会再上来呀？别忘了来咱这里啊！”“来哇，这里有咱老家人！”有的老年人红着眼圈，千叮咛万嘱咐；“回到口里，给咱们捎儿个平安的话！”走出村子老远，送行的人还在那里招手。“甚会儿再来呀？”饱含着走西口人对家乡亲人的眷恋和深情，那情景将永远定格在你的心里。随后，会有年轻人用自行车带着你奔向车站，把你送上班车。班车开动了，他们还在后面骑着自行车拼命地追赶，向你不停地招手，你就是再刚强的男子汉，此时此刻，也会泪蒙双眼，哽咽难语……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到这里探亲，当年已经70多岁的陈栓老人曾给笔者讲述，他爷爷的爷爷初到这里垦荒种地时，四姓人家十几口人挤在一个“地窨子”里。白天下地劳动，饿狼在四周嚎叫，只好将小孩背在背上，根本不敢往地下放。晚上回到“地窨子”里，饿狼嚎叫着不停地用爪子挠门，身强力壮的男人便把杀猪刀绑在长棍上守在门口，以备饿狼把门撞开。过了几年，四姓四家硬是靠镢头开垦出一些耕地，家境逐渐好转。他们就又合伙买了一惧耕牛，每家都盖了土坯窑。有一年冬天，大青山的土匪蹿到村里，抢走耕牛、粮食、财物不说，还砸烂了他们的锅，害得他们吃了一个冬天的雪水煮山药蛋。那时候，他们多想返回口里老家啊！但路途遥远，天气寒冷，只好作罢。后来，在邻村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渡过了难关。再往后，回口里探亲的人把原汁原味的偏关酸浆带回到东梁上村，他们便又吃起了酸饭。从此，口里的酸饭就也在口外扎了根。“吃酸饭的人是永远改变不了口音的！”陈栓老人固执地这样认为。
事实上，不管是任何事物，变是 的，不变是相对的。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二人台的流传、发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口内口外同歌一曲二人台
走西口的偏关人在内蒙古中西部定居后，经过多年的开拓、创业，逐步站稳了脚跟，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改变了一道道荒凉的山梁，催生了一个个美丽的村庄。但内蒙古中西部地广人稀，冬季严寒而漫长。虽然有吃有喝，但仍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而枯燥的日子，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十分烦闷时，人们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和荒梁上吼一段不成调子的歌。
后来，随着走西口的偏关人逐年增多，一些小商小贩、小手艺人、打玩艺儿（小杂耍）的演唱艺人也来到口外谋生。其中，还有不少是明代驻守边关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明王朝时从全国各地招幕入伍的，有的还携带家眷，后来便成为地道的偏关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能歌善舞，是舞狮、踩高跷、扭秧歌、舞龙灯等街头红火的好手。因清军入关，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不满清政府的残暴统治，便纷纷到口外落脚谋生，同时也就把包括民歌和二人台在内的晋西北民间文化带到了口外。
最初，二人台是由一两个人独唱或对唱，俗称“打坐腔”。后来，一些民间艺人自发组织，并加入丝弦伴奏和一些小型道具，形成小型的演出团体。其演奏人员大部分是走西口的贫苦艺人和农民，农忙季节他们都要参加劳动，到了农闲季节，就请师傅教房子演出，主要是在正月里出社火、闹红火。二人台伴奏乐器简单，文场有二胡、四胡、枚，后又加入扬琴，武场有锣、鼓、镲、手锣等。演出人员也不多，有二至三人就能演一台戏。当时女演员很少，女性角色大都由男演员男扮女装，反串演出。由于人员少，乐器简单，演出不需要舞台，在农家的院落、场面、开阔地上即能开台。演出报酬，往往由演出的村子或者组织演出方的会首给一些白面或莜面，或是给少许的钱，就能演一场或几场，很受群众欢迎。当地人把这种演出叫做“打玩艺儿”或者叫“打土摊”。
这些在农闲季节走村串户的演出，演出节目大部分是以走西口为题材， 代表性的就是享誉全国的二人台代表剧《走西口》。如泣如诉的唱腔，被生活所逼无奈踏上走西口路的故事情节，很容易在走西口人中引起共鸣，是《走西口》演唱了一代又一代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年，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古老而封闭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向中国输入罪恶的鸦片，俗称“洋烟”。之后，内蒙古广大地区便都种“洋烟”，割洋烟便成为到口外打工的口里农民的一项重要活计。于是，活跃在各地的二人台戏班子便也赶唱割“洋烟”戏，挣一些“洋烟”回去卖钱养家。小戏《割洋烟》就是洋烟种植高潮时期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
到清末民初，二人台的表演、伴奏已基本成熟、定型，经常演出的剧目有《五歌放羊》、《挂红灯》、《压糕面》、《打连城》、《方四姐》等。这些节目不仅通俗易懂，为走西口人所喜闻乐见，而且很受广大农牧民欢迎，因而又吸引口里一部分有演唱、演奏特长的民间艺人加入到口外的演出文艺队伍里，进一步推动了二人台的传播和发展，使内蒙古中西部的二人台演出在清末民初达到了高潮。
偏关县水泉乡刘家咀村人刘相，从小喜爱文艺，十多岁就学会了拉胡琴、吹枚，在周边十里八乡享有盛名。他的妻子也会唱二人台，夫妻二人常常一人吹拉一人唱，为乡亲们演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民国十七年（年），偏关先后遭受严重的旱灾和冻灾，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是年冬，有不少人冻饿而死。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刘相一家好不容易熬过严寒的冬天，第二年春天，刘相就背着二胡，准备领着妻子和刚满4周岁的儿子去口外。但因无钱交“口税”和买出省护照，被鸿门口的守卡官兵阻拦在关卡内，无法成行。无奈之下，他从背上取下胡琴，和妻子唱开了《走西口》。夫妻二人凄凉悲伤的歌声，吸引了出口外和回口里的人们，众人便纷纷向守卡的官兵求情。起初，守卡的官兵死活不肯放行。刘相夫妻俩就一直唱，嗓子哑了，喝口水再唱，唱了大半个上午，终于打动了守卡的官兵。他们流着眼泪说：“不是我们铁石心肠不肯放行，如果让上司知道了是犯法的事。你们快走吧！就当我们谁也没看见。”刘相和妻子赶紧向守卡官兵叩头致谢，穿过鸿门口，走上了西口路。
到口外后，每到一村，都是妻子扮女角，刘相扮男角，边拉二胡边唱，唱得最多的是《走西口》。每当一曲终了，儿子便拿着小口袋和一个破烂的小铁筒，把围观群众给的食物和少量的钱收起来，然后叩头致谢。有时遇上好心人，还会将他们领回家中吃一顿饱饭。也有的时候，遇上地主老财，不仅要不上饭，反遭百般辱骂，甚至遭受狗咬。从偏关到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刘店卜子村，7百多里路，他们一路乞讨一路唱，走了半个多月，才找到刘店卜子村的创始人哥哥刘店。刘店望着饿得骨瘦如柴的弟弟、弟媳和侄子，与弟弟抱头痛哭。半响，兄弟俩才停止哭泣。刘店安慰刘相说：“不要难过，有人就好，有人就会过上好日子。”
刘相在刘店卜子安下身来后，一面跟着哥哥垦荒种地，一面通过亲朋好友介绍，与老家在口里偏关县黄龙池乡庙梁村、走西口定居在察右中旗七苏木村的民间艺人李大亮取得联系。李大亮不仅有一副好嗓子，还擅长男扮女装，只是苦于没有人与之搭配。刘相一联系，两人一拍即合，便组织了一个戏班子，于每年正月到二月间请来师傅教房子，到了六七月农闲季节，就去邻近村庄为乡亲们演出。他们的压轴戏和保留剧目是《方四姐》，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大亮的孙子李再这一辈，在察右中旗中部一带仍然久演不衰。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三代传人李再还率二人台戏班回偏关水泉、黄龙池一带演出，所到之处深受老家乡亲们的欢迎。
距偏关城南十里有个深埝村，有个老艺人叫贺斌，不仅会唱二人台，还会吹枚、拉胡琴。他成家后到与偏关一河之隔的准格尔旗深埝壕居住，拉起一个二人台戏班，主要活动于内蒙古的伊盟（今鄂尔多斯市）、萨县（今土默特右旗）和托克托县一带，每年冬季还应邀到河曲一带教房子，同时也经常回偏关老家演出，代表作有《顶灯》、《打连城》等。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去世，享年92岁。
还有生于偏关西沟、迁于城北马次梁村的民间艺人秦丙全，从小热爱文艺，擅长演唱，二十多岁开始塔班子，常年奔走在河西（伊盟一带），不仅会唱二人台，还打得一手好霸王鞭。在口外演出，每到一处都是台下观众争相观看的“台柱子”。他生于年，年去世。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偏关走西口人，不仅参与了把昔日广阔荒凉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改变成富饶的米粮川的创业过程，而且把晋西北的民歌、二人台等民间文艺带到了这个地区，既活跃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蒙汉人民的不断融合、团结。特别是二人台，在其流传、发展过程中，既保留了河曲二人台的地方特色，又吸收、融合了内蒙古长调和爬山调元素，又有偏关方言韵味，极大地丰富了二人台的演唱风格。无论是口内的二人台班子，还是口外的二人台班子，都扎根于基层，面向群众，往来于口内口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艺、吹奏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口内口外同歌一曲二人台，成为一个全国少有的独特文化现象，有力地推动了二人台的发展和繁荣。
民族团结树丰碑
从明末清初偏关北部沿长城一带的“雁行人”到长城另一侧外垦荒种地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偏关人走口外，前后延续多年，到上世纪五十年中期才基本结束。在这多年的时间里，总计约有30多万人背井离乡，在内蒙古中西部以及甘肃、青海等地定居，有的甚至落脚于外蒙的库伦，成为当地华侨。从偏关全县12万人的现有规模计算，走口外的偏关人后裔足以在口外再建三个偏关县。
以水泉乡水泉堡为例，清末明初时堡内共有多户人家、多口人，70%以上的居民从事商业和粮油贸易行业，仅常年榨油的油坊就有8座。平时，大街两旁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很是繁华。到了晚上，由街长和打更人将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一一关闭，堡内颇为安全。相传，堡内仅庙宇就有10座，每座庙都修有戏台。每年从正月初二开始，每座庙都要过会唱戏。而庙会的会首则由各街的街长和买卖商号选出，所需的费用大都由堡内的商号、外来的商人和当地的富户承担。农历正月里，最多一次来水泉堡内唱戏闹红火的乡村秧歌班达8班，几乎每座庙的戏台上都有戏班子在唱戏。水泉堡内和口里口外看红火的人蜂拥而至，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民国十六年（年），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从鸿门口入侵偏关时，途经水泉堡，大肆掠抢买卖商号，将8座油房里运不走的胡油全都抬在大街上，打碎盛油的大缸，胡油从南门的石坡上一直流到水泉河，流了10多华里。民国十九年（年），内蒙古土匪金双喜也进犯偏关，又一次抢劫了水泉堡的买卖商号和居民，使水泉堡的买卖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日渐萧条。年秋，日本鬼子进犯偏关，同样入侵水泉堡，大肆烧杀掠抢，举火焚烧大街两侧的买卖字号，各界商人和居民苦心经营几百年的水泉堡变成了一片废墟。于是，居住在堡内以经商为生的居民，大部分逃亡到了口外。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也因连年遭灾纷纷踏上了跑口外的艰苦历程。时至今日，水泉村堡内加上所辖周边南关、辛窑上、万家窑、后海子四个自然村的居民，也不足户，只有1多口人，仅有清末民初时的一半多点。而在多年的时间里，以20年一代人计算，走口外的水泉人已繁衍了十四五代，也就是说，走口外的0多人已在内蒙古和其它地方繁衍到了00人左右，在内蒙古各地有很多以“水泉”命名的村庄就是一个有力证明。由此推算，偏关全县走西口人的后裔当在30万以上。
一代又一代走口外的偏关人，不屈不饶地和严酷的自然灾害斗，和野兽斗，和形形色色的艰难困苦斗，与其它省、县走西口的穷苦农民一起，下煤窑，掏根子，拉骆驼，放冬羊，拔麦子，割洋烟，开荒种地，修渠打坝，在茫茫荒原上开垦出了一块块米粮川，建设起一个个美丽的乡村和城镇，如今已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与口里老家保持着紧密联系。最明显的例证是，如果有走西口的亲人在口外因病或意外死亡，而又无法运回口里安葬，安葬在异地他乡，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过春节或死者的忌日，家乡的亲人都要拿着祭品和纸钱，在十字路口划一个留有缺口的圆圈，在纸钱上写上死者的名字，然后点燃，以遥寄家乡亲人的哀思。同样，定居口外的亲人，因无法回口里祭祀祖先，每到有关节日，也要在十字路口烧纸钱进行祭祀。即便是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这一古老的习俗也在顽强地延续着。特别是清明节，在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十字路口，都有不少人进行祭祀两地亲人的活动。
在长期的艰苦创业和发展过程中，走西口的偏关人与蒙古族等兄弟民族一直和谐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他们向蒙古族牧民学会了养羊、骑马、御寒等生产、生活技能，习惯了喝奶茶，学会了缝制皮衣，养成了以面食和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甚至，他们的性格中也融入了蒙古族的成份。在日常交往中，既有蒙古族牧民粗犷、豪爽、热情好客的习性，又有口里汉族人民勤劳、智慧、勇敢的精神。而蒙古族牧民则从汉族人这里学会了盖房，结束了随水而居的游牧生活；学会了半农半牧、精耕细作种庄稼等农活；学会了汉族人的粗粮细作；衣饰亦由单一型向华丽型、多样性转变。可以说，经过多年的交往、交融，当地的汉族与蒙族已融为一体，树立起了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偏关县数十万走西口人的后代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家乡和祖国。全国解放后，又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在内蒙古各机关单位、部队军营、工厂、矿山、学校、科研院所和广阔的农村，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有不少人还成了内蒙古各地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水泉籍老干部吴彩曾任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厅厅长，刘成义曾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他们现已离休，但仍然关心着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如今，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都已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他们为建设内蒙古和伟大祖国、为加强和发展民族团结、为巩固祖国北部边疆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史册。
走西口，一部劳苦大众的艰苦创业史，一部蒙汉民族的团结相融史，一部大漠草原的发展繁荣史。走西口精神永存！
高政清，偏关县水泉乡文化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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