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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从古琉球史说到国境内外与海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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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21/7/28 12: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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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村井章介《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辉ける王国》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古今论衡》年第34期。注释略,请查阅原刊。

我从来没有去过琉球,其实,也没有资格谈论琉球史。虽然我曾经发了好几次愿,要去看看那个传奇的地方,但一直不曾如愿。对於琉球的历史与文化,过去我非常陌生。大概十几年前,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曾经送给我一册《使琉球录解题及び研究》,为此,我还特意借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和《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七编》来浏览,但始终只是好奇,根本算不上研究。一直到近几年,在复旦大学被迫赶鸭子上架给博士生们开课,讲「亚洲或东亚史研究的方法」,这才开始认真翻阅有关琉球的中文文献和研究论着。因为这门课上有一讲,就是「《历代宝案》以及明清有关琉球的文献」。

可是,当我讲到琉球的历史与文献的时候,无论是我这个讲课的老师,还是听课的学生,似乎都在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琉球,是一个「外国」,琉球历史只是一个「外国史」,而我们介绍的明清有关琉球的文献,也可以归类为「中外交通史文献」。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叙述,已经习惯了遵从现代国家的主权范围,来倒推历史上的疆域。毕竟琉球早已经归属日本国,至於是一六○九年萨摩入侵之後琉球就归入日本,还是一八七○年代以後琉球才逐渐归入日本,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现代中国学界在回溯琉球历史的时候,虽然对琉球从「(中日)两属」转向「(日本)属地」的历史总是感到愤懑,但在一般历史论述中,仍然习惯地把琉球史看作是一个「日本的地方史」。

琉球是「日本的地方史」吗?也许,有的学者也这样看。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井章介却不那麽看。我在阅读他二○一九年刚刚出版的《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辉ける王国》(「角川选书」,东京:角川书店,)一书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对古琉球「作为日本地方史」的不同看法。

如果古琉球不是「日本的地方史」,那麽,它应当是什麽呢?

在〈序论:从古琉球到世界史〉中,村井章介引用冲绳史开创者伊波普猷(いはふゆう)《古琉球》(冲绳:冲绳公论社,年出版,有河上肇的跋语)一书的观点,指出在一六○九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明朝万历三十七年)之前,也就是萨摩岛津氏征服之前的琉球,实际上是在日本的疆域之外。正如伊波普猷讨论古琉球史时,特意避免用「日本」这个词一样,我注意到,村井章介在讨论古琉球历史的时候,也经常不用「日本」而用「ヤマト(大和、倭)」这个词,来指代那个时代琉球之外的日本(页10),避免把现代日本带入古代历史。因为那时的琉球,正在逐渐形成独立的王国,并且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由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等国共同组成的国际社会。在当时,它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不仅是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连接点,而且与中国、朝鲜和日本这些较早文明化的国家都不远(页10-11)。

在这部书中,村井章介一再强调,那个时代的日本并不是现代的日本。他用「日本的疆域不是自明的」作为一节的标题,特别指出,历史学家决不可以把现在从北海道到冲绳的日本,当作天经地义或者自古以来的日本。他以北方、西方和西南方三个例子来讨论这一点。他说,北海道地区过去只有渡岛半岛南部(今北海道西南部),曾有大名松前氏对那块叫做「和人地」的地方有直接统治,其他的像桦太岛(库页岛)、千岛群岛,都只是「虾夷地」(无主之地),直到一七九九年,才发生「幕领化」的转变。而西面海上的对马岛,虽然曾在釜山设立「倭馆」,承担了日本与朝鲜的外交、贸易事务,对马岛的以酊庵也与京都五山僧人联络,取得日本与朝鲜的外交文书,然而,中世对马岛的各种势力,也曾经从朝鲜国王那里接受各种官职,接受朝鲜批准盖章的贸易许可,甚至一四一九年朝鲜国王也说它「对马为岛,本是我国之地」,那麽,那时的对马究竟是不是可以算是「日本国内」呢?至於西南的琉球群岛,过去曾是独立的王国。直到一六○九年被萨摩岛津氏征服,割取了奄美群岛,在冲绳本岛派遣了萨摩的「琉球在番奉行」,监视琉球国政,也在琉球推行萨摩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才逐渐逐渐地纳入所谓「日本」(页14)。但即便如此,江户时代大部分时间里,仍然默许琉球保留着与明清王朝的册封—朝贡关系,使得琉球形成「两属」状态。直到近世以来,这种勉强可以叫作「日本近世国家中的『异国』」的边缘地区,广义上可以称为「外交」的羁縻关系,才逐渐被整合和归并。原本由三个藩(即松前、对马、萨摩)分别控制的北海道、对马岛和琉球,在「撤藩置县」形成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里,在传统疆域转化成现代领土的过程中,不得不改变其归属性质,从而成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日本「领土」。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国家基本上不允许有「差异」的「无主之地/化外之地」,它努力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合(nationalintegration),并追求国家内部的「同一性」。用一个制度管理一个国家,这才逐渐形成了和传统时期不一样的,属於现代日本的「内」与「外」。所以,村井章介在这部书中,把古琉球史看成是「区域史」而不是「日本史」,对它进行「世界史」而不是「本国史」的研究。他引用高良仓吉的名着《琉球の时代》(东京:筑摩书房,,;页)「结语」指出,因为在「地域史」的研究中,可以使琉球史摆脱作为国别史的日本史之「地方史」身份,与亚洲史(或亚洲海洋史)、世界史产生关联(页19)。

这就是区域史的意义。很多坚持疆域/领土「自古以来」论的人们,表面上谈的是历史,实际上偏偏忽略的是历史。对於「疆域/领土」,这些人会不假思索地按现代国家的领土,倒溯传统帝国的疆域,并且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地方「自古以来」就应该在这个国家之内,那些地方的历史「天经地义」属於这个国家的历史。同时,因为执着於「自古以来」,往往忽略历史变化的过程,把这些地方不同时期的归属,看成永恒不变的「天经地义」。我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中,之所以要专门用两章,讨论某些华夏边缘区域,或者「成为中国」,或者「成为外国」,就是要用历史上疆域「移动」的观念,破除这种习以为常的「自古以来」看法。可惜,这种无视历史过程的看法,至今在中国(以及日本)仍然很顽强。前几年,我曾经拜读过村井章介教授另一本书《境界史の构想》(东京:敬文舍,),我大概能够了解,他关於国家、疆域和领土,也和我一样同样抱持历史主义的观念。这次看到他的这本《古琉球》,更证实了我的这一印象。

前面提到,我在「亚洲/东亚史研究的方法」课上,曾经有一讲专门讨论《历代宝案》和明清中国有关琉球的史料。虽然中国大陆学界(首先当然是台湾学界,因为《历代宝案》原本已经被毁,而现在学界依据的钞本正保留在台湾)也开始注意到《历代宝案》这类琉球史料,但我的印象是,在琉球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学界仍然是比较偏重明清中国一侧的文献,而对来自琉球以及中国之外的资料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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