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 万历皇帝经过了这么多事情，看清了文官的两面性，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无法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因此，东林党人的重振道德的运动，也是强弩之末，泥牛入海，无法力挽狂澜于即倒。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万历十五年》，进入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陆放翁有言“垂名千古易，无愧寸心难”，其实无论是“垂名千古”还是“无愧寸心”都不容易，然而“海青天”海瑞都做到了。海瑞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从一个举人升至二品大员，在浑浊的明帝国官场中高标独树，始终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成为一朵耀眼的奇葩。
说其模范，海瑞可谓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初入仕途，出任南平县教谕（相当于教育局局长和县学校长），就得了两个绰号“海阎王”和“海笔架”。“海阎王”的由来，是他严谨治学、整顿学风，生员们给他起的。延平知府视察南平县学时，所有生员等一起迎接跪拜，只有海瑞一人不跪，坚持按照礼制执行。延平知府大为不悦，留下一句“到底哪来的如此大的笔架山”，“海笔架”绰号由此得来。海大人升任淳安知县后，依然保持刚硬的处事风格。总督胡宗宪的公子途径淳安作威作福，被其拘捕痛打。钦差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未到淳安，被其致书指斥羞辱一番而去。最能体现海瑞敢于直言进谏胆略的是，年11月，备棺上疏“硬怼”嘉靖皇帝这件大事。有道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海大人相比魏征、包拯毫不逊色，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由此海大人入狱十个月。大难不死，自此海瑞名闻四海。
他在任南直隶巡抚期间，打击高利贷者，干预土地所有权问题，对有恩于他的前首辅徐玠也秉公执法，毫不留情。黄仁宇认为，没有明确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的支持，他不可能取得成功。然而8个月之后被参劾而罢职。
而言其古怪，在于他偏执的性格，在琐碎苛细的事情上吹毛求疵，他的所作所为在文官集团中可谓别树一帜，也使他的人际关系濒临冰点。开国以来，明朝的官吏工资就很低，一般只是维持个温饱。熊兆政小说《张居正》里，官员俸禄无钱发放，张居正的“胡椒苏木折官俸”事件，导致户部主事童立本无钱养家上吊而死。明帝国后期官府为维持运作，都会设定“常例”赋税，而海瑞上任就予以免除。大多文官做官，想的是发财致富，而海瑞却是坚决的执行祖制，绝不违背规定收取财物，以致个人生活俭朴清贫。比如，他在官衙后面亲自种菜补贴家用；一次给母亲祝寿，大摆筵席，竟然买了两斤肉，一时传为笑谈；五岁的女儿吃仆人给的东西，被他大加训斥以致害怕饿死了；在任巡抚期间，提倡公文使用廉价纸张，不得浪费留有空白。
海瑞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是名副其实的模范官僚。他将孔孟之道奉为金科玉律，却又有着特立独行的处事态度与办案方法。在这种浑浊不堪的环境中，文官们却视他为异类，更不会效仿他。明帝国和文官集团的本意，只是把他当作道德的装饰品而已。
“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他以一己之力对抗帝国现实，没有可靠的后台，没有强大的组织，孤军奋战，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海瑞的生平经历，映射出个人力量的渺小，当时社会的痼疾深重，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协调与冲突。他以自己道德的优长，终究无法补救组织和技术的短处。
年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于任所与世长辞。他的死讯让文官们如释重负，南京百姓为他罢市而悼。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万历十五年》，进入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时势造英雄。戚继光能成为一代名将、民族英雄，在十六世纪中叶的大明王朝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明朝开国之后，帝国统治渐趋稳定，军士久不习战。加上明朝军事制度积蔽甚多，主要是以文御武的政策，征兵制度和军队物资给养存在问题，使得明帝国武备松弛，军事力量似强实弱。在明朝后期，蒙古侵扰北部边境，治内少数民族造反和倭寇入侵的数重压力下，明帝国疲于应对。尤其是倭寇及海盗在东南沿海猖狂数十年，严重威胁帝国统治。这时，必须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出现，此人便是戚继光。当然，除了戚继光之外，还有胡宗宪，俞大猷，谭纶等人，也是一时豪杰。
戚继光成功打败倭寇，建立不世之功。一是在于自己组建军队。戚继光不用卫所之兵，而是自己从江浙一带招募农民兵，制定了铁的纪律，创编了“鸳鸯阵”的作战方法，最终锻造出一支威震天下的戚家军。二是戚继光本人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才能。三是他没有触动整个帝国体制，脚踏实地的作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四是他得到福建巡抚谭纶的赏识。
更重要的是他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戚继光平定倭寇之后，由福建总兵出任蓟州总兵，总理蓟州军务，任职达15年之久。他积极进行武备改革，加强训练军队，修筑长城，大力巩固边防，保持了北部边境的安定，功勋卓著为后世称颂。
可明朝纵有戚继光的名将，也未能实现军事上的革新和崛起。军事制度仍然维持原状不变，在西方开始流行火器这些现代军事装备时，明军仍以冷兵器为主。这些不是戚继光一个所能改变的。他本人已将他在当时所能做到的事做到最好了。他不断地和落后的制度妥协，不断地和文官们妥协，只为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以及实现抱效国家的理想。
“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但戚继光已经做到武官的最高级别，积极推行军备改革，并长期拥兵自重，这就打破了文官集团力求维持的平衡。又加上长期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更成为刺激文官们心头的一根长刺。
随着张居正的倒台，戚继光也被革职。他斥退之后，竟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生前，他的妻子遗弃了他，晚景凄凉，生活上无家可归，他生活上是孤独的。在整个历史背景下来看，他殚精竭虑一心为国，苦苦与腐朽的帝国体制抗争，强军救国的伟大抱负只能以蒙羞收场，他精神上是孤独的。
这位统帅十万大军的一代名将，于年的年终岁尾离开了人间。像一道流星闪耀过后，消失在大明王朝黑暗的夜幕之中。
此时，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出征英国，八旗军已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戚继光的光芒终究也无法拯救大明帝国的衰落！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万历十五年》，进入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李贽（年～年），福建泉州人。明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被称为中华民族25位思想大家之一。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任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不久弃官，寄寓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湖北麻城芝佛院。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间还有不少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
首先了解一下他的思想主张。其一，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挑战天理的学说。李贽深受阳明心学的熏陶，在三纲五常禁锢思想的时代，这一理论无疑是石破天惊。他自己也深知会被朝廷所不容，所以将自己的书命名为《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可见当时思想钳制的程度。其二，反对孔孟学说的权威与教条，挑战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强调了人的个性。可能受家庭的影响，因为李贽出身一个泉州商贾之家，祖先与混血者、伊斯兰教的信仰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泉州曾经是多元文化汇聚之地，不可避免受到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孔子并非天生圣人，不能盲目的崇拜。而强调人的个性这一说法也可以看出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子。其三，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主张“真心”，反对盛行的摹古文风。在这里可以看出他性格的耿直，也揭示他悲剧下场的必然性。
黄仁宇将其定义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一方面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李贽的眼光是超前的，但他在坚持这些进步思想的同时，又摆脱不了“忠君”的思想。他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要维护它，他希望的是一个明君。这也正是自他相矛盾所在。
李贽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悠游于儒释道之中，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李贽这个思想斗士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就其悲剧的原因来看，在主观方面：一是自身遭遇悲惨，郁郁不得志，尝尽人生苦难，仕途却不得志，最终遁入空门。二是过于激进，重视独立。李贽好强喜辩，不肯在言辞上输给别人，做官的时候也经常与上司对抗。这种独立不羁的性格使其树敌增多，自然也会影响他的仕途。其次于与朝廷公开叫板，著书刊刻广泛流传，看出他思想上的激进和偏颇。一个和政府公开叫板的人，其下场自然不会有下场。
从其客观方面来说，明朝封建专统治在加强，传统的政治早己凝固。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统治者绝对不会让一个破坏自己统治秩序的人继续存在。一方面明清思想控制加强，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盛行，文字狱也达到空前的恐怖。同时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使外来先进思想无法传入。众所周知，同一时期，欧洲早已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而中国民众思想麻木愚昧。李贽就如同行走于荒漠大漠之中，振臂一呼，无人理睬，这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驱们无法避免的孤独。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他预见了这个时代的结局。追求自由和个性，让他在朱明帝国的天空下难以立足，不能自由呼吸。遁入空门落发为僧，是他悲惨身世所致，也是逃避现实牵绊的选择。“祸逐名起”，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
纵观李贽一生，挫折与坎坷始终相随，但也有不能使人忘怀的闪光之处。这就是一代先驱留给我们的印象：孤独，落寞，悲哀，但是伟大！明末学者冯元仲写给李贽的吊祭诗，正是对李贽与其思想影响的真实写照。
手辟鸿濛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
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髡顶逃禅又杂儒，放言横议不粗疏。
世皆欲杀身殂狱，天下何人容卓吾。
——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
于老师如是说：
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读完了这本《万历十五年》。沉浸于品读之中，仿佛在与一名历史老人交谈。黄仁宇先生凭借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用一双冷峻犀利的眼睛，将明朝万历朝那个历史节点的走向洞若观火。让人感受到文字背后那深邃的力量，令人不得不拜服黄仁宇先生的文字。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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