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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月港到厦门湾
现代港口群
——大分流历史下的东西方贸易
作者：贺沛明末清初月港与日本的贸易
明代的海上闽南，卷入东亚海洋竞争的风暴，成为明朝官方与民间海上力量及日本、葡萄牙、荷兰海洋势力相互较量的重要舞台。葡萄牙人称之为Chineheo(漳州)的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今称厦门湾)，取代衰落的泉州港，崛起为海上闽南的中心，在浯屿中葡贸易的刺激下，开创中国海洋发展的漳州月港时代，和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发生紧密的关系。16世纪，以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为中心的漳州航海贸易势力在东南亚海域占据了优势，到17世纪中叶郑成功的海上活动达到顶峰，历史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把这一时空称之为中国东南区域的漳州发展周期。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中世的室町时代(～年)，日本与明王朝维持朝贡贸易关系。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华，明朝廷收贡品、购方物后，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物品。各国贡期或3年，或5年。对日本则规定10年一贡。贡舶必须持有明廷事先所颁"勘合"，从日本出发的进贡船，又称勘合船，持有明王朝中央礼部发行的勘合符，是一种长80多公分、宽多的纸片，用朱墨印着“本字壹号”或“本字X号”的一半。
这种特殊的朱印船持有"异国渡海朱印状"，被许可前往安南、暹罗、吕宋、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的船只。庆长9年(年)以后的32年间共有船次，平均每年11艘。船主主要是西南大名、幕府官员、内外豪商。
之所以有这个特殊许可证，是因为德川幕府指望通过这个政策来控制住日本的商人，从而能够收税并控制住财政。换句话说就是收保护费。当然，幕府在收钱之后，也确实给这些商船提供了保护。当时日本和欧洲各海上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当时的海上强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船只对于拥有朱印特许的船不会进行侵犯。因为此时列强们的商船就是海盗，海盗就是军队，碰到有其他商船经过，或许就会去洗劫一空。所以，艘朱印船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和东南亚进行贸易。不过，应该是之前倭寇的关系，和明朝政府并没有类似的“外交”约定。
月港的对外贸易从漳州沿海少数人的冒险变成包括富家子弟与内山农人全民参与的集体冲动，与年一艘从事西洋贸易的漳州海船被风刮到日本（东洋）有关。这艘海船从日本回来后显然获利甚丰。于是乡党之间互相转告，很快形成了闽南（漳泉）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热潮。“富家子与良民”都热衷于此新辟财路。由于利润较高，连内山的农民都没有心思种地，纷纷借贷经商。于是日本的银元大量流入闽南，日本的生活方式开始影响闽南，日本的语言也在闽南市井中流行，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些闽南人佩起日本长刀。闽南的风俗开始与中原严重背离，而这正是后来倭寇蜂拥而至的原因。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应永8年(公元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
航行月港的朱印勘合船
应永11年(明永乐2年，公元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说来，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绝大部分贸易品交易采取明政府给价和自由交易方式。
足利义满对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日明贸易很觉满意，凡明使到日，他总是去兵库迎接。应永15年(公元年)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一直到义教恢复日明关系的19年问，倭寇侵扰达17次之多。
日本的输出品为刀剑、硫黄、铜、扇、苏方木、屏风、漆器工艺品、砚。输入品为生丝、布、药材、砂糖、瓷器、书籍、字画、铜器、漆器、金缕、府香、铜钱等。日本对明的贸易利益很大，如刀每把在日本值至文，明政府给价乎均文，获利1倍以上。公元年至公元年问，日本派出勘合船队共17次，仅在公元年至公元年问的11次勘合贸易中，输出刀20万把，换回铜钱40万贯。输入品中仅生丝一种可获4。5倍至20倍之利。
日明贸易最初由幕府经营，后来转归守护大名，15世纪60年代后，为大内氏及与之结合的博多商人、细川氏及与之结合的讶市商人所掌握。至16世纪30年代又完全为大内氏所垄断
正长元年(公元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公元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刀剑不超过0。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
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至天文16年(公元年)，日本派出贸易团11次，时间持续百年以上。据统计，自明建文三年（年)至嘉靖二十六年(年)的近年间，日本室町幕府派出的遣明船有20次。
然而，这种备受限制的勘合贸易，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朝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就在第18次勘合船(嘉靖二年)期间，代表九州尤其是博多商人利益的大名大内氏与代表以堺为中心的畿内商人利益的细川氏，分别派出使团，在浙江宁波港发生了争贡的拚杀事件。“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复来贡，未及期，且无表文，部臣谓不当纳，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而内地诸奸利其交易，多为之囊橐，终不能尽绝”。不久，由于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武装骚挠的加剧和日本国内的动乱，勘合贸易告终。
到隆庆元年(年)月港开放，日本仍在禁通之列，那时日本处于室町时代的后期，藩阀割据，战争频繁。史称战国时期(～年)。年，织田信长(～年)废黜将军足利义昭，结束了室町幕府的统治。年，织田被部下刺死，部将丰臣秀吉(～年)，以大阪为根据地，初步统一了日本。
丰臣秀吉于文禄元年(年)开始，以朱印状即盖有红色官印的证件类似执照，发给京都、堺港、长崎等地的商人，鼓励海外贸易，持有朱印状的船只开赴柬埔寨、东京(今越南境)，暹逻(今泰国等境)、妈港〔今澳门)、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主要指马尼拉一带)、台湾等地，从事商贸活动，此即朱印船的滥觞。
朱印船是文禄元年（年）丰臣秀吉开始的，在朱印船贸易期间，日本来往于海外的人数约有10万人，称的上是日本的大航海时代。东南亚一些地方出现了有数百甚至上千的日本人定居，实行自治制。朱印船输入了生丝、娟织物、棉织物、毛织物等中国商品，鲨鱼皮、象牙、胡椒、水牛角、铅、药等东南亚商品。输出物主要是银、铜、铁、硫磺等矿物，其他还有刀剑、工艺品等。当时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产银国，有相当的购买力，对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西方商人来说极具威胁。
年，丰臣秀吉因侵朝战争的败绩忧急而死，部将德川家康(～年)取代了他的地位，于年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并逐步翦灭敌对的大名(诸侯)，实现了全面的统一，幕府统治维持到明治维新(年)以前，在日本历史上称作近世的江户时代。
德川幕府的初期，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努力扩大对外贸易，正式建立了朱印船制度。幕府将写明赴航目的地和日期的将军朱印状，颁发给西国大名和京都、大阪、长崎豪商经营的商船。凡持有朱印状的不是海盗船，可取得对方国的优惠待遇。
在17世纪30年代之前，除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这一海域随处可见的日本朱印船消失了。这是德川幕府实行的“锁国”政策所致。日本产的白银也不像以前那样大量出口了。被赶出日本的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大幅度缩小，仅限于澳门和东南亚之间。
前往马尼拉的中国船只数量减半，结果使得白银的流入也在减少。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定期派遣船只前往长崎，但其贸易量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派遣船只前往中国，开始与前来巴达维亚的华商船只进行交易。
简言之，到17世纪30年代前后，东亚海域的贸易热潮已然散去，像在这一热潮下积蓄了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郑家势力那样的“海上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这之后，在清朝官方认可的港口城市，民间商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基本是自由的，针对华商到国外开展贸易的限制也取消了。受这种形势变化的影响，在清帝国所构建的和平秩序及其所谋求的地区秩序之下，众多华商出海前往日本、马尼拉、东南亚各地，东亚海域的贸易活动再次焕发了生机。
勘合贸易所载货物大致为以下几类：
（一）以幕府将军亦即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政府的进贡物，这是两国官方贸易商品：（二）附载物：其中分将军附载物、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附载物、商人和水手附载物。附载物的一部分，如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进贡商品一道运到北京贸易。其余商品在宁波市场或杭州市场出售，有时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贸易。
勘合贸易船的组织形式与以前天龙寺船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其组织者不同。按组织者的变化情况，勘合贸易船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义满、义教将军时期，组织者主要是幕府将军，其他大武士、守护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组织起来，由幕府任命的贸易正使率领，赴明贸易。第二期的组织者发生变化，将军的控制能力与财礼逐渐减弱，幕府将军只能作为伙伴的身份出现。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连伙伴的身份也没有了，只是由各地大名名义上捎带将军的进贡品和附载物，回国时，带运明朝政府的赠品和将军的附载物。
船只是组织者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时，大体由组织者筹款现造。第二期以后，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备有现成的远洋航船，因而出现了租赁船。
据统计，～年间，有船次出航，满载日本白银的朱印贸易船遍及中国东南海域、东南亚及印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运回日本国内所需的各种物资。
此间日本人大量移居海外，在东南亚的菲律宾马尼拉、泰国大城府、柬埔寨金边等城市，形成了具有自治性质的数百至数千人的“日本町”，作为朱印船的贸易基地。
由于德川幕府所采取的限制贸易量的政策，中国的对日贸易还很有限。与此相比，在18世纪前半期，中国对东南亚方面的贸易量大增。大量华商移居东南亚各地，并与本国的亲戚朋友联手从事贸易活动。另外，远赴巴达维亚，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当地华人社区开展贸易的人也不在少数。
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还与西方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最早来日的是葡萄牙人，于年在九州设立了商站；德川幕府初期，西班牙船被招到关东，江户入口处的浦贺被选为贸易港；年，荷兰人在平户建立商馆；年英国人也在平户建立商馆。为了恢复与明朝的勘合贸易，德川幕府也把朱印状发给来日的中国商人，“勘合未成，然南京、福建之商舶每岁渡长崎者，从此(庆长十五年～年)逐年增多”。
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欧亚新航路，导致了年（正德十五年）葡萄牙使节与中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当他们的贸易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便游弋于中国沿海。
葡萄牙人从年起，就在中国东南沿海闽浙一带进行走私贸易，他们的落脚点——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岛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据点。海商走私集团首领许栋、王直、李光头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从欧洲、非洲、东南亚带来的货物，以及先进的武器（用以对付明朝官军）；葡萄牙人则从他们那里收购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棉布、粮食，每年交易额达万葡元，绝大部分用日本银锭支付。
年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基地，年，他们又在日本长崎获得了另一个基地，此后，获利颇丰的澳门—长崎贸易便进入了鼎盛时期。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远东的贸易活动。
每年五月至六月，葡萄牙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这种载重～1吨的大帆船，运载着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拉丁美洲经由里斯本运来的白银，在抵达澳门的一年里，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绸、黄金以及铅、锡、水银、糖、麝香、茯苓、棉纱、棉布，到第二年初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绸、黄金等中国货物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及少量其他货物返回澳门。
他们在澳门用日本白银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黄金及其他货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季风前往印度果阿。这样，从果阿到澳门，从澳门到长崎，从长崎到澳门，从澳门到果阿，葡萄牙人在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
嘉靖二十六年()朱纨巡抚闽浙，为了消除倭患，调集军队把双屿岛的走私贸易据点彻底捣毁，随后又有漳州的走马溪之战，葡萄牙商人不得不从浙闽沿海退回到广东。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事，当属王直引导葡萄牙商人前往日本。据日本文献《铁炮记》记载，天文十二年即嘉靖二十二年()，一艘从中国驶来的大型船舶，抵达九州东南部的大隅半岛南面的种子岛，船上一百多名船员服装与语言都很奇特。其中有一名大明儒生，名叫五峰，以沙滩当纸，与当地人笔谈，介绍这些人是“西南蛮种之贾胡”。
所谓大明儒生五峰，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峰船主王直。此举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开启了中、葡、日的三边贸易的新格局。日本文献《大曲记》说：“有个名叫五峰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指平户领主松浦隆信)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
年夏天，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访问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时，看到该馆保藏在非洲东南海域马达加斯加岛北部墓葬群出土的明代陶瓷，以青花和青瓷为主，品类是茶碗和盘、碟，青花纹样有折枝花、缠枝花、花鸟、龙、麒麟、婴戏等，画风都很随意舒畅，质地图案与菲律宾、印尼发现的福建、广东陶瓷雷同，年代约在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左右。其中青花鸟枝碗、麒麟盘、人物盘，与平和等窑形制作风相一致，另有彩绘大盘、素三彩小罐也很相似，是闽南陶瓷经由葡萄牙贩运至非洲的实证。
总之，在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的年以前，日本的对外贸易是多层次多方位展开的。在上述时期通过各种贸易渠道输入日本的中国陶瓷，年代较早的是青瓷、白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例如大阪城遗址考古资料表明，年以前青瓷、白瓷显著，以后则变少起来，器形有碗、碟等。其中环濠城市遗址出土的一种青瓷碗，淡绿釉，外壁刻划直线纹，内底印“福”字，底部厚重，根据出土层位判定年代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由于它和室町时代末期茶会记的记载相类似，而且与茶汤之祖的村田珠光(～2年)生活年代相接近，所以被认为是真正的“珠光茶碗”。以示与以往所发现的宋代同安窑系青釉刻划花茶碗相区别。
进入18世纪，欧洲船只直接前往中国的情况开始增多，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马德拉斯的私人贸易船只频繁前往广州、厦门甚至宁波，直接买入茶叶、瓷器等商品。从实际的田野考古发掘的长崎万才街遗址出土的中世遗物，也有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前期的龙泉窑系青瓷，器形为碗、碟、瓶等。这些青瓷的来源，除了浙江龙泉元明时代的作品以外，还包括明代广东、福建地区仿制的所谓“土龙泉”产品。闽南明代青瓷窑址，已知分布于安溪魁斗、永春湖洋、南靖金山等处，由于以往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产品多沿袭前朝形制，乃至有误划入元窑者。
从方志记载和目前考古调查资料中，己反映出闽南地区最迟在明代中叶开始烧造青瓷的事实。如嘉靖《安溪县志》称:“昔时只做粗青碗”；年10月安溪县五金厂基建工地发现了一座夫妻合葬墓。据墓志记载的最后埋葬时间是正德已巳年(9年)，出土四件青绿釉瓶，其“烧制工艺、胎骨、釉色与安溪县镇西、湖上、圆桥、扫仑、溪坂等窑址所烧造的风格一模一样”。
目前己发掘的平和南胜花仔楼、五寨二垅明末清初窑址中，青瓷与青花等共出，在日本也有发现。可见闽南青瓷的生产与外销延续年代是较长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日本的中近世遗址，如江户遗址、博多遗址群、京都、大阪城下街遗址、环濠都市遗址、长崎遗址、平户荷兰馆旧址等，尤其是自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叶的遗址中，以往被称作“粗制青花”、“华南系青花”、“汕头货”、“吴须手青花”、“吴须赤绘”、“琉璃地”、“五彩”或统称“吴州手”的瓷器，出土数量很多。现已基本查明，它们大多属于福建漳州地区以平和窑为代表的产品，简称漳州窑系。其品种组合和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又有所变化。
16世纪后半期，口径15厘米以上的盘极少，而以碗、碟为主，出土量与景德镇青花相比较，约占1～2%左右。16世纪末叶～17世纪初叶，包含景德镇青花在内的总量中，日本唐津陶器与漳州窑系陶瓷出土比例达到90%左右。此期盘(芙蓉手大盘等)的出土量格外瞩目，同时出现香合、小壶、钵(口径以上)、兜钵等器形，这时期的素三彩、五彩、琉璃地饼花手(蓝釉划花、蓝釉白花)也是新生产的品种。以环濠都市遗址为例，同一住宅区范围的出土物总量中，漳州窑系产品在仓窑(砖砌建筑)内出土量占5～10%左右，而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居住面和环城濠沟的出土量则达到40%左右。
这种事实说明漳州窑系产品作为生活用器被普遍使用的状况，也是闽南陶瓷经销日本形成高潮的标志。这种高潮的成因，牵涉到中日两国特定的政治气候和经济氛围。
一是高潮的时间正处于中国月港隆庆开放之后，虽然日本仍为禁通之列，但整个闽南地区乃至中国东南沿海与日本的民间贸易，一向具有顽强的习惯与势力。
例如漳州著名的海商洪迪珍，俗称洪老，“初止通贩，嘉靖三十四、五年载日本富夷泊南澳(今广东潮州市饶平县南澳岛)得利，自是岁率一至，致富巨万。尚未有引倭为寇实迹，或中国人被倭掳掠，辄以物赎之，遣还其人，人颇德之，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复来浯屿。诸恶少群往接济，络绎不绝，官府不能禁”，后因“与倭表里为乱，及事穷势败方就招抚”被杀。其后虽禁通日本，但高额利润仍然驱使海商前往贸易，“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
至万历三十八年（年)，对日本海禁已经是名存实亡，福建巡抚陈子贞《海防条议》论道:“一禁往倭大船以绝勾引。闽人贩海为生，旧俱繇海澄出洋，兴贩东西洋。诸岛伪引有禁；压冬有禁；越境盗贩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弭其穷蹙易乱之心耳。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演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将来沟通接济之害，殆不可言”。
万历四十年(年)，兵部犹称:“通倭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中日贸易，日本输出的主要是白银、铜及刀剑、扇子之类，中国出口则为丝绸、陶瓷、书籍、砂糖、铜钱等，其中作为商品的瓷器，一直是中日贸易的大宗，不论官方与民间，亦不论官窑与民窑。日本国人不但素来爱好中国瓷器，而且有所嗜好，“择花样而用之。香炉以小竹节为尚，碗碟以菊花棱为尚，碗亦以葵花棱为尚，制若非觚，虽官窑不喜也”。
二是日本方面正处于政权更迭的动乱时期，对民间经济生活的管理呈现失控状态，日本学者称之为“国家的空白期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
当然，这也是与幕府政权采取的开放政策密切相关的。日本的岩生成一氏研究证明，朱印船曾二次去过漳州(信州)。森村建一氏发现的制作于～年的“河盛家藏世界地图”屏风上，明确标记着“漳州”的地名，地图右侧行文中，有“明国之内自漳州至福州，有白砂糖、黑沙糖、盘、茶碗手之恶物出”之句，足以证明漳州窑系陶瓷时已出口日本。
这种开放态势带来的贸易繁荣是短暂的。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领主制社会，根本上是不容许商品经济急剧膨胀的，传统的文化也与西来的异教相排斥，因此德川幕府在政权稳定的不久，便采取了闭关保守政策，于宽永十年(年)颁布了锁国令，严禁日本船和日本人出国，严禁耶稣教在日本蔓延，外国船到来应即呈报江户，并给予监视。年进一步强化其体制，年全面完成锁国措施，以后对外贸易被限定在长崎港，准许进入长崎港的只有荷兰船和中国船。
据～年赴日唐船统计资料显示，平均每年的数量在50只以上，最多时一年达到97只。而到了～年间，中国船只来航长崎贸易，少的年份为20只，多的年份达70只，平均每年为45只，此前及此间，中日贸易主要为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控制28。与此相关联，日本遗址出土漳州窑系17世纪中叶产品也相应减少，占出土文物总量的20%以下，品种组合方面盘、碗、碟的比例均等。
这种状况，是由于德川幕府确立国家管理贸易制度以后，引起私人贸易的衰退，从而造成漳州窑系陶瓷进口量的急减。这以后的继续减少已与月港的衰落时间相一致。日本锁国前后，赴日唐船数量的变化是微妙的，引起中国陶瓷输入减少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窑业正在全面崛起，逐渐有能力与中国陶瓷相抗衡，对中国出口品的需求，则基本以生丝、砂糖等为主要种类了。
输入日本的漳州地区陶瓷，出土品和传世品的品类众多，对日本的陶瓷工艺和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17世纪初，朝鲜的陶瓷匠人李参平在日本肥前有田发现原料，开始烧制青花瓷，邻近地区仿效生产，类似李朝风格。宽永年间，肥前窑更多地接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从品种、模式又变成中国风格，青花纹样多采用分割式构图，并有底纹。
这种分割式构图有底纹的图案，日本称作芙蓉手，中国称为锦地开光，源于景德镇与平和窑。平和窑的此类图案，多装饰于大盘，据己调查发掘的资料，此类大盘的口径多为25～50厘米，内底主题图案有山水、人物、花鸟等，边缘流行六、八、九开光。肥前窑大量仿效的此类青花及五彩，被称为有田烧或伊万里烧。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长崎的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计有60万件以上的瓷器被运出日本，造成与中国陶瓷商品竞争趋势。
15世纪下半期的应仁、文明之乱后，濑户的陶工纷纷逃到美浓避难，从而迎来了美浓陶业的大发展。对漳州窑系青花的模仿，尤以志野陶器为甚，漳州地区窑场常见的麒麟、荷鹭、立凤牡丹等图案，在志野陶器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装饰。
日本茶道使用的器具中，有一种古陶瓷香盒，外表涂有绿、紫、明黄三色，形状以仿动物形象为多，其代表作是大龟香盒，造型线条粗疏，给人一种亲近感，拿在手里不会感到冰凉，尤其在寒冷的季节常常出现在茶室里。此类香盒又称形物香盒，以往由于不明其具体产物，笼统地称之为中国南方的交趾烧，现已查明，这种精美的香盒出自平和的田坑等窑址、是素三彩产品。上述例证足以说明闽南陶瓷对日本文化所产生的久远魅力。
日本学者大隅晶子《十六十七世纪的中日葡贸易》指出，葡萄牙人在日本与中国的中转贸易，一方面把中国的生丝等商品运到日本，另一方面把日本的白银带回，用这些白银购入中国的生丝等商品，如此循环往复。当时日本对于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用来制作绢制品）。日本从战国时代末以来，由于国内统一，社会秩序渐次恢复，生活安定，各地的机织业勃兴，大内氏城下町山口的机织业是有名的，最大的机织业地点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的产量不足，每年所需的几十万斤生丝，仰赖葡萄牙人从中国运来，这种生丝贸易使葡萄牙人获得相当于原价五倍的利润。由于明朝严厉打击倭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走私贸易几乎断绝，从澳门前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独占了日本贸易，或者称之为长崎贸易的独占时代。
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商人集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卷入了与葡萄牙和日本的贸易。宁波海外的双屿成为当时葡萄牙在东方最为富庶的一个商埠，葡萄牙人以此为基地展开对中国日本的贸易。正如田中健夫所说：着眼于中国贸易利益的葡萄牙人，在广东方面进行走私贸易，并且把走私贸易从广东逐渐向漳州、泉州、宁波方面展开。
当时，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和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地。葡萄牙人在中国中部的进出，一度成为中国海商的中介，和南下的日本商人发生接触。过分敏感的明朝当局，把上述各种商人集团一概看作“倭寇”。
嘉靖二十六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任福建军务提督，查禁“倭寇”。朱纨到任后全力以赴地采取措施：取消渡船，严密保甲，搜捕奸民，严禁泛海通番、勾连主藏之徒，并且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摧毁。据说，在双屿岛上的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大小船只二十七艘被毁。朱纨此举引起浙江、福建仰赖海上走私贸易的势家大姓的极大不满，朝廷中浙闽籍官僚群起而攻之。朱纨不得不辞官而去，不久就含愤自杀。
平心而论，朱纨为官清正廉洁，这样的死法未免可惜，悲剧在于，他根本不明白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来，远程的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继续奉行海禁政策是不合时宜的。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热衷于促进中外交流的徐光启，多年后谈及此事，不胜感慨地指出：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看来这不仅是朱纨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从天启年间开始，月港逐渐衰落。到了清朝顺治年间，郑成功几次在闽南沿海的大屠杀，清廷为了瓦解在台湾和福建沿海郑成功部的反清力量，在福建沿海实行“禁海令”和“迁界令”，海澄县人口锐减。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虽然一定程度的恢复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但是厦门已经取代月港而成为新的沿海对外贸易的中心。康熙二十三年（年），清朝在厦门正式设立海关，曾经作为大航海时代远东的重要贸易口岸的月港几乎就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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