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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文∕冯秋子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风把人刮成筛子
北方的天气，和有些人一样，想什么时间发作就发作，看不见那一时间发作的理由。
就说刮风，怎么说呢，出生时就在你脸面上刮，跟矗立在你面前的山脊一样，一直有，好像是日子里的一部分。有时太阳普照，云高气爽，晴朗朗的一个天，狂风骤起，太阳突然就没了。有些东西没法知道它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有没有道理。
再说，漫山上有火山石，还有远古海洋生物化石，它们也散布在我们的高山草场上。谁也说不清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白音布朗山系列·灰腾格勒印象（纸本水墨）
随风去刮吧。
看不见山往起长，但看得见山背后一忽海——长出一片桦树林，一年比一年高大粗壮。小时候，从家里窗户望出去，桦树林还窝藏在山背后，现在小娃娃不费力看一眼，桦树林就黑压压地长在山上。那片植物，跟他们很早就听见风吹动门窗哗啦啦响一样，都像是他妈妈忙东忙西日子里的事情。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会走？没人问寻这些。只是风把所有的事情都搅和在一起，人们有不少疑惑。山火就是因为风烧大的，桦树林被风刮来的山火烧了一茬又长一茬，再烧，还长。
仔细想一下，就像不能细看的满世界的沙石，风把一些沙石一般的事情，全搅进了脚下的荒地，然后漫漫坷坷地晒太阳，忽然一下，就见它们跟着风雨翻天覆地搅和。
北方的天太干，风太大，消逝的东西太多。唯一的麻烦，就是人们对什么事也记不了那么清楚。风把人刮成筛子了。
而小娃娃管风中的太阳叫大屁股。因为一刮风，太阳就不见了，就如同一个坐在地上做针线的女人，一见风刮来，扯起屁股沟子就走。房子外边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大黄风。
夏天的午后，天空干裂出一道道缝隙，太阳挪动着薄泠泠的屁股，层出不穷的光芒像粘贴上去的金沙，哩哩啦啦漏出云彩，小孩抬起酸黢黢的眼，一会儿就把那片太阳看化了，人朝前扑嗵一声倒下去。半夜从梦里惊醒，眼珠子还黑糊糊地晕呢。而那些大人，从小见惯了进到耳朵里的声音，和跑动中的风啊孩子啊动物啊，在那个地面上一经过，带起一长条沙尘。
小孩在自己家窗台上写一个骂人的字，落下的灰土一下就盖住那个字，小孩就写一个更带劲的字，再去盖住刚才那个字。不写字的时候，满眼睛是院子里的鸡，和他们湿土腥腥的声音。
爱情和死亡
想一想，就是个风，就是个鸡。来来去去。
一百多只鸡，一齐向东墙那边跑，看它们高低是要上墙了，就盯住它们看。奔突了半天，没有上墙上房的办法，一只掉头，别的相跟上，鸡都四散着飞跑了。过一阵，鸡突然返回来，又往东墙上头乱撞。
一群母鸡，躲避一只公鸡。
我不喜欢那只公鸡。他过于傲慢，过于不讲理，猛追萨仁她们家那只母鸡。花拉她们家的两只母鸡就围攻萨仁她们家母鸡，想抢断那只公鸡。可是公鸡，那个下午，死活咬住萨仁她们家母鸡不放。小孩以前见过鸡在院子里找麻烦，大部分时间里是追逐到一半，公鸡突然改变主意另行堵截。有一搭没一搭看着，小孩终究不知道那些鸡他们为什么这么胡闹。小孩坐在门坎上，一边甩石头，一边骂：你个国民党。你个蒋介石。可公鸡咬住萨仁她们家的母鸡不放，时间也太长了。萨仁她们家的鸡已经跑不动了，翅膀啪啪地扇着，撮起地上的土，那种叫声，听起来和日本鬼子开进村庄以后，村庄响起的绝望声音一样。
我和萨仁、花拉的弟弟板凳（他其实名叫巴登），都跟那只公鸡撮火。
萨仁她们的母鸡更加惊惶失措，没着没落，鸡毛一根一根掉在逃生的路上，有时失去重心，整个身体斜着滑出去，等她爬起来，鸡屁股殷红、慌乱，露在外面。但是谁家的鸡，都不去帮萨仁她们的鸡。萨仁冲进去，把那只拍打着翅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母鸡抱起来，藏在胳臂里面。但是这种搬运很是徒劳，那只公鸡围住萨仁，愤怒地往上扑楞，啄萨仁的膝盖和脚指头。她们家母鸡也不认为萨仁是为她好，探头探脑，一面撞萨仁，一面联系那只公鸡，很明显她想下来。随后她在萨仁怀里乱拱，拉长已经撕裂的嗓音呻叫，并狠啄萨仁的手背，萨仁在众鸡围攻下闭目塞听，一撒手放了她们家的鸡。那只母鸡又在前头跑，那只公鸡倒腾着长腿长脚去追……
你永远想不到萨仁她们家那只鸡，刚才还像落荒逃难，现在是饱满激越的凯旋。被院子里所有的鸡转着身体观望，萨仁她们的鸡又紧张，又精神抖擞，照应和协助公鸡，欢叫着引出一条路，绕大圈跑，她往哪边，公鸡也往哪边……最后公鸡追上她，跳到她背上。
前面所有激烈的场面仿佛都是热身和预演，此时此刻，她陡息纭丛。
在那个不算小的院子里，每家饲养了四五只母鸡，所有母鸡下的蛋，都被女人们对着太阳照半天，把挑出来的堆到一块去孵小鸡。孵出公鸡养一段时间就宰杀掉，专剩下母鸡。所有的母鸡都跟那只统治全院的公鸡从前院跑到后院再跑回来。孵出来的小鸡，长着、长着就看不出和那些大母鸡有什么不同了。
那只公鸡姓陈，叫陈点心，是隔壁院木业社木匠陈国旺的儿子陈淘气，拿一颗鸡蛋让他们家养的一只母鸽子孵出来的。陈淘气每天爬墙过这边院里玩，他们家的鸡跟着他，也跳到这边来。这边院里的小孩有一阵天天踩着陈淘气他们家窗台，扒住房檐底下那个陈木匠做的鸽房，看母鸽子搂不搂鸡蛋，什么时候能孵出小鸡。等小鸡飞出鸽房，就跟陈淘气一起在这边院子里瞎走乱跑，成了这个院——不是陈淘气他们院，最高、最大也最有权威的公鸡，这边院里的人们就把自己家里的公鸡通通杀了吃肉，让这只金鸡在这边院子独立。
于是，陈点心日复一日围追堵截，上午、晌午和下午，满院子都响动着母鸡们的尖叫。
唉，跟风声一样凄厉。
他们浩浩荡荡的激情斡旋一直进行到“四清”。
“四清”分小四清和大四清，是先由地方、后由上级组织分别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运动。小孩听得最多的是“四清”、“四不清”这两个词。人的事故由是叠起。而鸡的叫声也不再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声音。小“四清”中没有解脱的人们，在大“四清”中陷得更深，而全旗哗啦一下进驻的从全盟各旗县抽调的七千名各级党的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总团，和二十一个分团，分散进驻我们旗二十个公社、旗直属各科局。我们院子和陈淘气他们院子，还有农村、牧区合乎规定的所剩不多的人家，也都住进了工作队的人。他们瞄住这个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类分子，与四类分子有关系的人，来历不明者，和各种名目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随着运动的推进、发展，上上下下重新划定的新的地富牧反坏右分子，稳、准、狠地打击，隔离审查。那时候领导挂在嘴边的话常常是这么一句：往人人头上摸一把，再摸一把，摸到你彻底爬下。终于，这个旗鸡雀无声了。
就剩下白明黑夜的西北风，刮来刮去，怎么着都不误息。
短短六七个月的“四清”运动，我们旗有四百余人在逼、供、信中自杀身亡。
这个经风历雨的院子，不到两年时间，又死屁抖擞，迎接了更大的一些事情。院里的人们分成红旗和挺进两大派系，大批判大辩论很快演变为武斗，萨仁父亲和萨仁姐姐一派，她妈妈单独一派，她姐姐在家里和大街上，揪住她妈妈的脖领子，和她妈妈辩论，后来母女俩断绝关系，她姐姐搬出去住到同一派别的同学家。不少人家的男人、女人又一次离开孩子，被押往牢狱，偶尔被游街示众或拉回院子批斗一回。院子里长期病卧不起的一个干部的老妈妈，有一天一跃而起，扯住原来的邻居、现在的敌人，扇了三十七个仇恨的大耳刮。至此，没有一个人和他们的心不在运动中。院子里再无安宁，死伤时有发生……院子里的鸡，被冲过来冲过去的人群吓得心惊肉跳，不再下鸡蛋，而跳到窗台上、菜窖棚上，失心乱意地叫，天没黑，他们全部钻进鸡窝，挤在木架上哆嗦身体。
在一个无风而阳光饱满的日子，青年学生棒击了住在这个院里的当权派，并把奄奄一息的当权派投进关押地点的水井以后，来通知家属，说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院子里吵吵闹闹的最后几只鸡，也在这一天，于男人们的棒下仆地覆没。陈淘气他们家的公鸡陈点心死得最惨，他想保护被追击的一只母鸡，跳起来去啄那个下手的青年，他就啪的一声被砸烂了。
院墙那边，陈淘气的大陈国旺（陈淘气兄妹称呼父亲陈国旺为‘大’或‘大大’），去驻了军宣队的木业社上班，和在家里挑灯摸黑加班加点偷工减料做的事，就是赶做一头大、一头小的白板棺材。
人们再也听不见鸡的哼鸣，倒是有人东一声西一声没断了绝望的失声尖叫。只是，人没法像鸡一样单纯，叫出来的是爱或者不爱，鸡是因为这件事而风吹草动的。鸡真是单纯美丽。人们想往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但是时辰不是那样的时辰了。现在的情况是，旗帜随风飘扬，杀声顺便响起。许多男人女人，永不停歇地纽结，是为了消灭地球上每一个对方。所以那个院子里，最后只留下不多几个一息尚存的人。
小孩希望，希望他的邻居也能像小孩们曾经饲养的鸡那样，尖叫，看看爱情会不会发生。
尖叫的爱情，声音落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了。
小孩当时不相信。后来明白了，世界上最悲壮，最让人忘乎所以，最让人创造神奇，扑楞着翅膀飞出最好看的姿势，就是出现了爱情。北方风中扭转的爱情，就是些这。但是很快，这，就没有了。
如今北方还在北方那里。
爱情在哪里呢。
小孩无聊地想：好意思，啷里格啷，随风飘那个扬。
我们旗，现在把公社，又都叫乡和苏木了，是过去察哈尔镶红旗、镶蓝旗的部分和一个县合并而成的，居住着原住民察哈尔部蒙古族人，和上一两个世纪从口里——即长城里边，移民过来的汉族人。那种时节，工作队的人一转身，口若枯河的老乡，就扯开嗓子唱父辈人唱过，一种和他们已经扎下根的这片土地有关系的爬山调，开阔，放任，颤悠悠地出来：
“芦花公鸡踏草鸡，看见人家想起你……”
“你变成个绵羊我变成个狗，咱二人悄悄相跟上走……”
“半山崖掏雀掏出一窝鹰，你把妹妹闪下个两世人……”
没有结果。让人心荒意沉。
我们院里年纪大的男人女人，也能唱一句半句：“人走千里一道道心，马走千里一道道踪……”唱的时候，泪眼汪汪，都像是这种忽悠悠的麻烦事里的人。
这里的喜剧和悲剧一直缠绕着。那些事，我们旗好像每个人都想演唱两句。
这片土地早已是大家的土地。演唱完，把心血耗干，然后老了，然后死去。
风就是幕布。刮一场，换一场的人。
记忆里的鸡和现实中的风
一辈又一辈的人，在那片土地上，重蹈覆辙。
“重蹈复辙”，这个词词根就在回环，因为不得不陷落回环？显出中庸，但很准确。曾经沧海桑田那样，透出些冷静，遥远，透着出世。人都能如此，世界没准儿能有安宁、和平了。不过，可能也就没有翻天覆地、可歌可泣的日子，没有惊心动魄的诗篇，没有腐朽以后的觉悟，没有出色，也没有创造，只剩下心灰意懒，破败零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结上了冰，人变成冰天雪地里的一堆土。板着脸，扳着脚，不是抬头的人，就是低头的人，抬头的人脸上的动意是置你于死地，低头的人只有逃遁，眼睛里只有敌人没有自己人；抬头的人随时遇见可以施以动作的对象，低头的人只看见自己的手尖、脚尖，和冷清凝霜的衣裳。两种人惟一共同的地方，就是任由记忆里的鸡和现实中的风，在他们的脚步里冒险、滋逸。
这样的事横陈在我们的院里有些年头了。人们这样站立，行走，已经司空见惯了，愁苦的脸晃荡在我们旗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乡和苏木的每一个院落。看那一张张绝望的脸，你就知道人们之间确实没有信任，更没有爱情。所以，看见这些的时候，宁可听见……尖叫，在尖叫中产生爱情。
大人们已经枯萎了，他们活着仅仅像路面上的一个石头子，每一天，他们早早把自己收拾进自己去的地方。你没发现女人早就不长乳房了吗。因为没有爱情，因为不想生育，生育了不愿意哺乳，她们的乳房已经退化、萎缩了。男人呢，他们的灵魂全都窝藏起来，他们的表情越来越阴暗。这是一个人类不长尾巴的年代，没有长久，没有信仰，没有自然，没有生长，只见男子迫不及待展示他们的丑陋，女子使劲把萎糜的东西往外头露，而且男子对男子的丑陋，女子对女子的邪毒，相互之间早有准备。
……
陈国旺因给反动分子做棺材，被打死了，死后他被人扒光了衣服。山西阳高县移民、瘦人陈国旺，被发现的时候像一个光溜溜的死兔子那么弯着。
木业社的木料平价卖给职工就和手工业联社管辖的一个什么社合并了。陈淘气和他弟弟搬回来几块木板，顺那堵断墙垛起来，两头用粗铁丝绑搭住，露天风干。多年以后，陈淘气和他弟弟先后结婚，用去几段，请人来为兄弟俩各做了一个大红柜，一个鸡毛风箱。
今年春天，我回到旧院，没有人家再养鸡，跟外面旱地里不长草一样，光秃秃的就剩下一些弯腰折背的老人。没有谁谈论那些尖叫的爱情和死亡，就像院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只是还刮西北风和沙子。
我去断墙那边院子看望陈淘气。陈淘气的身材也像他大陈国旺那样瘦长，硬让我上炕坐一坐，喝一口水。
他说，听说这二年北京也刮这个风。
我说，原来就刮。
原载《北京文学》年第3期,《散文·海外版》年第4期选载；获《北京文学》第2届老舍散文奖。
额嬷
额嬷一家搬到这个地方，比我家晚两年。两家合住一套从前的富人盖的石头房子，宽敞的堂地，把两户人家分隔在左右两边，门对着门。母亲和额嬷，总是一前一后，不断怀孕，不断地生。一旦孩子降生，就在两户人家共同进出的大门外面，按照边区居民的遗俗，挂上红布旗子。有红布旗子飘扬，就是新地，人们在你房前屋后远远地就停下脚步。
人畜肃静的黄昏，空旷的草原小城穿透了野风，红布旗子在家门口哗啦啦哗啦啦地飘。
母亲生产的日子，额嬷早早煮了奶茶递到她手里，两个女人守着一铜壶奶茶，守着骨肉分割前稀稀拉拉的安宁，一碗一碗地喝。母亲生头胎难产，后面几个还算顺利。额嬷呢，每生一个孩子都像过一次鬼门关。母亲说，替钦格勒接一回生，她就掉一地头发。
钦格勒，是母亲对额嬷的称呼。我父亲叫她梅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喊她额嬷。
额嬷听我说大城市很多女人生孩子要剖腹、侧切，或者任由自己撕裂，就问我：她们愿意吗？有没有人管这件事？大城市的女人都不确实啦？我说不知道。她愁苦着脸说：不可以，不好，回来吧，回家……她的汉语操练了几十年，仍然僵硬，她就夹杂着蒙语告诉我，人们都回来生孩子，也可以来她这里，这里地方很多很多，告诉你的朋友们如何。额嬷说，她生的孩子个头都很大，虽然难生一点，但没有一个孩子损坏她什么。
母亲说，钦格勒生孩子生不够，生不厌烦（她用的词是额嬷生不“草”），她可有点儿害怕了。母亲的小臂上至今镶嵌着一块额嬷挣扎时候咬伤她的疤痕。母亲说，看钦格勒红天黑地流血，就怕她闭上眼睛再不睁开。
额嬷的男人，阿木古隆阿玛在哪儿呢？他离开房子的时候，老婆还像一头母牛在地上拱来拱去，还有奶茶给他煮好端上来，也许是半夜，也许是下一天的哪个时辰，他东摇西摆找到家门，家门口已经飘起了小红旗，孩子已经出世了。额嬷的火炕上，又多了一个占地儿的人，阿木古隆不看也知道占地儿的是个人物了，他也有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和金黄色的鬈发，跟他的父亲一样。阿木古隆摸到一片空地儿躺下来，他得醒两天酒。
生吧，哪个女人不生育呢，哪只鸿雁不远飞呢。
孩子的动静，在男人的梦里。
我母亲说，她是怕啊，真实的一个人说过去就过去了。
还好，没出什么事，母亲缓了一口气。可是不久，母亲有了，额嬷也有了。
我和敖登都出生在一月，那是北方最寒冷的月份。人们数不清入冬以来下了多少回大雪，白毛风刮过来多少沙土雪花，又刮走多少破衣褴袍。冰雪覆盖着，大地惨白。早晨，趴在羊皮门帘上的积雪被抖落下来，一个勤快的人走出户外，去清扫一条通向远处的小路。太阳升高了，雪地晶光闪耀，遮挡在玻璃窗外棉褥似的窗帘终于被卷成一个卷儿靠在墙角，遥远而清淡的阳光顿时渗入沉寂的房屋，孩子们立刻看见屋子里尘埃上下左右拥挤、飞扬。夕阳西下，棉窗帘又严严实实封闭了所有的人家，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早到晚，玻璃窗始终没有解冻，那上面纹刻着悬崖沟壑、椰林草丛，还有刀光剑影、妖魔鬼怪……每一天，每一块玻璃上的内容都重新开始，就看风怎么刮。
风犹如刀子，磨砺所有成活在那里的生命。
土地冻裂了，噼噼啪啪地响，等到冰雪消融，土地上就有了无数纵横交错的缝隙。孩子们始终解不开土地的秘密：有一天，原来的裂缝不见了，田地又龟裂出新的深不可测的轨迹。
额嬷的乳房在昏暗的房子里裸露着，像两架皮鼓，跟随她移动，跟随她抖擞。不一会儿，乳浆胀破了奶头，不失闲地流淌，额嬷发出“噢噢”的叫声，她急不可待地拉过敖登，拉过我，用她的一只乳房喂饱一个孩子。
额嬷要是出门，比如去野外挖耗子洞里的粮食，我和敖登就在自己家炕上的一点范围里爬蹭，很想爬远一点，但是寸步难行，我和敖登都被拦腰捆起，拴我们的那根绳子在炕角一根铁棍上绑死了。我和敖登就隔着宽阔的堂地大哭大叫，街上干瘦干瘦的野狗听到我们的声息，跑到院子里来，隔着玻璃窗，跟我们一道窜上跳下，沸沸扬扬。这时，要么是母亲三步并作两步从工作的地方跑回来，要么是额嬷背着口袋“噢噢”答应着推门走进来，反正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们俩能听到我和敖登呼叫。母亲急急忙忙说，快吃，她只有半个钟头时间，她的奶胀啊、疼啊……她就知道孩子们饿了。奶水洇湿了她的衣裳，她先过去喂完敖登再过来喂我。奶水被我们抽空，她就离开家去继续工作。
太阳昏昏沉沉，还不能射进房子里。我们又饿了。我听到敖登跟我一样哭那种瘪着嘴巴发出的颤音。我们的委屈说不出来。
清汤寡水啊。
冯秋子画作《土地与生长之四》62cm×73cm纸本彩墨
那是耗干孩子们哭声的年代，也是耗干亿万母亲身心的年代。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母亲，少生一个孩子，让世界少一张苍黄的脸，是她们的贡献。也没有人告诉她们那场自然灾害没有人为祸害的话，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那么惨烈。因此她们从不怀疑，无论领袖，无论自己，也无论是岁月。
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陪伴了执著得空空荡荡的母亲。
额嬷经受得更持久一些，是靠了她的底气吗？
额嬷的高颧骨永远幽黑发亮。她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停地对我和敖登叙说，一串音节在她飞快地转动舌尖时滑出来，又一串音节跟着混入，蒙古语言就在我们的心田里开垦耕种了。额嬷急了就骂嘿哈赫森！可你判断不出她是真恼还是正高兴呢。有时候她说：我生气啦！可她的脸上慈祥一片。我和敖登就在她宣布“生气”以后快乐得忘乎所以，把炕上能搬动的东西都推到地下，再把自己跌下去，而她看着我们折腾，在那里笑。只有当我们各自坚守一个乳房，在额嬷怀里拥挤，敖登表现出不愿意我在他妈妈怀里的意思，伸出脚踢我，我把他的脚推回去这样来往时，额嬷的喊声才准确无误就是嘿哈赫森！两个孩子于是认真、停战。
额嬷跟她的两只奶终于松缓下来，孩子们已经睡意迷蒙。
她仍旧跪在炕毡上，臀部稳稳地偎进后脚弯里，脸上呈现着那种恒久不变的微笑。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突然，从她胸腔里流出悠远跌荡的声音，那是天然淳厚的蒙古长调。那声音粗犷、没有遮拦，自由自在地走，走过沉睡，走过苏醒，万物萌动，天地啜泣……顽强的颤音被送得很远，你相信它已经接近了人生前无法晋见的天堂。我睡着了，但一直跟着额嬷的声息游走。在她的歌儿消失得渺无踪迹的时候，我挺起身子，看她是不是哭。
二三十年后，我接触了不少音乐，有了一些作曲的朋友，可我始终想不出额嬷的歌儿是谁能写出来的，人们有了章法，就不能尽情地野；有了感觉，就把它加工得离开了原味……山，冰雪，寒流，牛羊，蓝天，和女人，那些流淌不息的东西，安装进去和生长起来，有本质区别。
长大以后我远离家乡，一听见马头琴声，就想哭。
额嬷就在琴声里。
额嬷和母亲都日见苍老，两个家庭也发生了不少变故。额嬷这边，阿木古隆阿玛患肝癌去世了，额嬷的儿女们远走高飞，小儿子巴耶尔死了。
额嬷独自住在城边上一所开阔的院落。院子有篮球场大，杂草肆意丛生，有半人高，星星点点，长出白花、黄花、紫花、蓝花，草原上点缀的差不多也是这些碎花。杂草丛中，踏出一条小路，环绕院子，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额嬷早晚就在小路上走动。她埋着头，缓慢地走完一圈再缓慢地走，只是身子更加弯曲，更加笨重，宽大的胯骨拖着她朝前的沉重，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左边、右边，这么摇晃，摇晃得很有耐心。
我走进额嬷的大院子，看见额嬷正在小道上走动，我和儿子站到她面前。她叫了一声，双膝跪地去抱巴顿，随后颤悠悠地托起孩子，托至头顶，混沌的目光在太阳底下闪亮，直到气喘吁吁，她把孩子搂进怀里，在他的小脸上亲，巴顿尖厉的哭声随之而起，我知道是额嬷亲得太重，就像当年亲我，把我的脸深深吸进她的嘴里，想把我吃掉那样，亲得我流出眼泪了，也不放过我。但她放了巴顿。
额嬷和我面对面跪坐在后脚弯里，一人端起一碗奶茶，慢慢地喝。奶茶就像醇酒，你可以喝上一整天，从天亮喝到天黑，又从天黑喝到天亮。
年8月13日，在青藏高原东段海拔米处
额嬷疲惫地微笑着。从前在她棉袍下拱动的羔羊，如今已经三十岁了……她说：“萨仁嘎娃，可怜的孩子，你的小英雄坐火车啦……没看清火车长什么样子就回家啦？噢，嘎娃，我的孩子！”额嬷摇头，额嬷笑。
她比划着说：女人撕破确实不好，回来生。
做梦都想回来生呵，可是回得来吗，额嬷？遍地都是女人，就像遍地长的草。
是啊是啊……她喊黑狗嘿哈赫森。
黑狗就跑出去了。
黑狗在额嬷踩踏出来的小路上追逐什么东西。
母亲说，钦格勒这些年和人们走动得少了，越来越沉默寡言。她在院子里挖了一口水井，用绳子拴着那个她年轻时候就使唤的皮斗子打水，皮斗子用一阵就补一块补丁，里里外外补贴满了，人就是不喝外面水站供应的自来水。除了上街买点儿炒米、奶食、牛羊肉，很难见到她。
巴耶尔，是母亲最后一次为额嬷接的生。
他死了。额嬷弯腰从彩绘的硬木碗里抓一把炒米倒进我碗里，又为我兑满奶茶，然后挺了挺腰身，重新坐稳当。当她抬起头，眼里有了一层浑浑的泪水。
巴耶尔是个头重脚轻的孩子，你简直想不出他的头有多大，有多结实。头上的毛发是嫩黄颜色，嫩得有些透明、发绿。射弹弓的把戏他从小玩儿，长大以后还是玩儿得不亦乐乎，石头子从你家玻璃窗钻进去打你家的电灯泡。这种被他称做“二踢脚”的快乐游戏射击完毕，他掉头就跑；有时候站在原地不动，看有没有人追出来，没有人追，他一脸沮丧；有人追，兴奋不已，单等对手追到眼跟前，他像只野羚羊一样嗖地逃遁。你有耐心你就追吧，巴耶尔渴望有人跟他玩儿，也好有一点儿热闹。一旦跑不过你，巴耶尔就停下来，任你劈头盖脸打他，他弹来弹去像个拳击沙袋。
你打他他跟你笑，打巴耶尔让人扫兴。
而巴耶尔打人打得失去了乐趣。
巴耶尔会漫天云雾编造一个故事，把城里七零八落的孩子拢络到自己麾下，如果卡了壳，他就随意揪出一个孩子揍上几下，借机结束他的讲述。
他每天重复自己的游戏。
我知道巴耶尔，尽管他长大的日子我已经离开了家。
他是十八岁闯出人命的。他把皮靴里插的匕首插进伙伴的胸膛，碰到心脏，那孩子当场就死了。这一回他终于认真起来，所以他就失踪了。
警察搜寻了四十多天。
警察都曾经是阿木古隆阿玛的部下。
有一天，人们看见警察从额嬷的菜窖里抬出巴耶尔，那孩子僵硬直挺在一块木板上，头还是大得不可思议。
警察把套过巴耶尔的皮绳递给额嬷，看着额嬷。
她依旧默然无语，直到大院子里的人走尽了，又静静地待了很久，最后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坐下来。
母亲说，本来，钦格勒要受审。
额嬷对所有找她谈话的阿木古隆阿玛生前的同事说，巴耶尔在菜窖里，她不知道。至于巴耶尔每天吃掉两斤多食物，那是法医的说法。额嬷对显而易见的事实，遵守得像个秘密：谁提供的食物？
当初警察说：知道巴耶尔的消息就来报告。
额嬷答应：好。
警察在等待额嬷吗？
额嬷几十年来从未去过阿木古隆阿玛曾经工作的地方，人们记不起来额嬷是不是讲到过阿木古隆这个人。二十多年前，阿木古隆被关起来交代历史问题，专案人员上门询问额嬷：阿木古隆为什么给国民党送信，又给共产党送信？他跟没跟你说过？额嬷神情专注地听完这个问题，沉思良久，终于恍然大悟，好像突然明白，相守多年的这个男人有许多故事是她以前不知道的，这个阿木古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她依然答非所问。她说：“谁的信我都没送过。”显然你花多大力气，也没有办法让她明白其中的大是大非。专案人员失去了耐心，厉声训诫，额嬷站在靠门的地方，低下头虔诚地倾听。工作人员说：“你要和阿木古隆划清界线。”怕她不明白，又说：“不要再爱他啦。”额嬷这回像是听懂了，她肃穆良久的脸颊松弛下来，点点头，说：“好。”
其实她仍然不懂这里面的道理，不懂要她做的是什么。在她看来，干部们或许是说她的男人还要在外面待一段时间。阿木古隆总是有事出去，从这个苏木到那个嘎查，公社啊大队啊，跑来跑去……即使是准确理解了工作人员的意思，谁又能影响她呢？谁又能改变额嬷身心运转的方向呢？
阿木古隆喝醉酒打她像打一面皮鼓，她爱他什么呢？旗里的人都不怀疑，她确实爱他，对这一点，人们没有疑议，跟阿木古隆有再多恩怨的人，也指望不上什么。多少年来，她望着阿木古隆的时刻倾心尽力，总像是第一次望见他。那一次，她上了他的马背。那是十几岁？从她家乡的草地上路过一个小伙子，她扔下正放牧的羊群，跟着他走了。一走就走了数不清的白天黑夜，走到她陌生的世界。直到她送走阿木古隆，送走小牛犊子巴耶尔，一个人生活在一处静悄悄的院落里。
额嬷为阿木古隆生育了五个儿女。
她两年坐一次月子。阿木古隆说他是干部，不能按人头分走国家那么多供应粮票、油票、肥皂票，让她停她就停下，再不生了。
停在巴耶尔这儿。这个孩子。
额嬷心里埋藏了什么，会让它跟着她一起衰老，跟着岁月消逝。
巴耶尔是她杀的。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明明白白选择一种方式，孩子在母亲心里死去，就是这样。
你想知道额嬷如何度过那四十多天？她把皮绳子递下菜窖时对巴耶尔说了什么？还想知道巴耶尔的最后吗？
我记忆里的额嬷，年轻时候就显得苍老。如今真的进入暮年，动作迟缓了，可还像年轻时候一样有力量。
额嬷每年在蒙古人隆重的小年和大年，买来鲜果、鲜奶、黄油，还有洁白的哈达，煮好牛羊肉，供在炕桌上，然后长时间跪在桌前默诵真言，祈祷神明。
炕毡上，额嬷经常跪坐的地方磨出一个洞，她在那里放了一块老羊皮，老羊皮又磨掉了毛。
送我们出来，额嬷亲了我，亲了巴顿。
作者简介
冯秋子，原名冯德华。内蒙古人。著名作家，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先后当过教师、出版社编辑、报社记者。出版有散文集《太阳升起来》《寸断柔肠》《生长的和埋藏的》，主编过年至年全国优秀散文随笔集《人间:个人的活着》。作品《白音布朗山》《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冻土的家园》列入、、年度全国优秀散文排行榜，《没有土地的村庄》荣获《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尖叫的爱情和其他》获《北京文学》老舍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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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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