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魁立
编者按：民勤和阿拉善唇齿相依,但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省区：民勤是甘肃省西北角的一个县，阿拉善是内蒙古最西边的一个盟。历史上，因为种种因素民勤人不断涌入阿拉善，而阿拉善犹如一位慈爱的兄长总是毫无怨言的接纳这位命运多舛的小兄弟。因此，在民勤人心目中，阿拉善是他们避风躲雨的生命港湾，是他们安全可靠的第二故乡。民勤，因有阿拉善而牢不可破，坚不可摧；民勤人因有阿拉善人而底气十足，愈挫愈勇
在民勤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水在普通民勤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它不仅关系到生存和生态，而且型塑了民勤人的心态。
诠释民勤人外流传统最有力的一句话，莫过于“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没天下人”。然而民勤人对外面的“天下”也不是没有选择性的，阿拉善并非他们的首选之地。就我们在民勤县中渠乡煌辉村六社、长村、阿右旗某厂抽样调查所得的资料来看，民勤人外流最主要的去向是新疆与河套地区（乌海、临河）。
民勤人之所以首选新疆、河套，是因为这两个地方人少地多，灌溉方便，利于从事农业生产。而阿拉善虽然近在咫尺又面积广阔，但从来都是游牧之地，沙多雨少，没有进行大面积垦拓的可能，所以对习惯农耕的民勤人的吸引力没有新疆、河套那样大。只有当民勤本地出现较大社会动荡之时，无所适从的民勤人才会选择北迁阿拉善。
1、移入时间
清初以前，阿拉善地区虽有汉族军事、外交、商贸活动的痕迹，但真正迁入者甚少。清康熙年间，蒙古族和硕特部落与土尔扈特部落分别从青海、新疆迁入今阿拉善地区，并受清政府册封，建立起蒙古族地方政权。此后，甘肃、宁夏两省的贫苦汉民开始零星迁入阿拉善地区，寻求生计。道光十三年（年）十一月六日，王府令边官扎兰达兰台等谓：“镇番汉人等如在你们所属地方运粮来卖，每桶米定价为文，面为文。”可见民勤汉族进入阿旗境内是很早的事。
2、推力之一：灾荒与贫困
在中国移民史上，灾荒是最主要的移民原因，灾荒移民不仅发生频率高，规模也最大。就我们在几个点的调查结果来看，解放前后北迁阿拉善的民勤人很多是遭灾以后逃荒过去的。我们知道，民勤绿洲自开发以来就受到风沙和干旱两大自然灾害的侵扰，灾害过后颗粒无收，民勤农民除了外出逃荒别无他途。而贫困是与灾荒相伴随的，灾荒导致贫困，贫困进一步削弱了农民的抗灾能力，恶性循环，最终也只有出逃了事。另外，民勤人多地少，收获的粮食不够一家人消费，也造成民勤人的贫困和出逃。
左旗苏嘎查79岁的丹普尔老人回忆说：“我父亲是汉族，17岁从民勤来的，娶了一个蒙古族媳妇。民勤那个地方旱得很，生活不下去，我父亲就到这里来了。”
同在一个嘎查的马老爷子今年78岁，他回忆说：“我12岁从民勤来，当时民勤人来这里的还不多，我家贫寒得很，所以就来了。我步行来的，吃的喝的都自己带上。”
右旗伊嘎查45岁的牧民赵多元说：“我父亲十多岁从民勤过来的。甘肃农业不发达，广种薄收，遭了荒就过来了。当时是跟岳父两个人一起过来的，徒步一百多公里。岳父来的还早，在内蒙给人放羊，后来回民勤接了父亲来的。”
同嘎查34岁的牧民薛军瑞说：“我父亲年13岁的时候，跟着叔叔过来的。当时家里兄弟多得很，加上困难年，出来挣点钱和吃的。”
右旗某餐厅的甄老板今年46岁，他原是伊嘎查的牧民，他说：“我父亲13岁就从民勤过来打工。民勤家里生活比较苦，没吃的，没喝的。”
3、推力之二：马鸿魁、马步芳抓兵
年以前，民勤人北迁阿拉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鸿魁、马步芳抓兵。年以后，回族军阀马鸿魁、马步芳分别接掌了宁夏、青海两省的军政大权，并积极向甘肃与内蒙扩张。为了在接踵而至的多方混战中保存自己，扩大力量，马鸿魁、马步芳不但在自己的辖区内厉行保甲制，并以此为基础疯狂征兵，而且在内蒙、甘肃等地也大肆抓兵。富户子弟通常可以通过缴纳丁款或牲畜得以幸免，而贫家子弟往往只能选择出逃（吴忠礼、刘钦斌）。在我们的调查中，民勤人因害怕被抓兵逃至阿拉善的也为数不少。
4、推力之三：合作化运动
民勤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年底就在个别先进乡村开展起来了。年底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已占全县总农户的87.2％，基本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年7月，全县初级社转高级社，至年底全县高级社共个，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内蒙牧区由于情况特殊，合作化运动开展得比较晚，而阿拉善又是整个内蒙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地区，所以牧区合作化运动开展得更晚，直到年底才基本完成(郝维民，)。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时间差，这就使一些不愿“合伙平产”(薄一波，l)的民勤人有了钻空子的机会。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例子：
右旗伊嘎查59岁的牧民范永建说：“一解放，我父亲就去新疆当兵，在乌鲁木齐当了4年兵。后来不当兵了，就在新疆放牧、种地，过了4—5年。当时我跟母亲也上了新疆。后来就想回去了。我还有几个叔叔，50年代的时候在民勤受了苦，就跑到右旗落户，自己在巴丹吉林沙漠里养骆驼。养到有七八十峰骆驼，多只羊，可以说是相当有钱了。这些骆驼、羊里也有我父亲的一份。那时民勤已经合作化了，如果把户口调回民勤，这些骆驼、羊就归民勤了，归公了。右旗是少数民族地区，那时还没合作化，我们就把户口从新疆直接调到内蒙了，以为可以保住那些骆驼。当时是觉悟低，不想合作化，才那么干的。可是后来内蒙也合作化了。合作化以后，我父母觉得巴丹吉林条件不好，就搬到这边来了，这里交通方便，地方也好。”
5、推力之四：“三年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指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这里之所以要单列一项，不把它放在前述推力“灾荒”里，是因为-年就全国范围而言基本上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之所以会出现巨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基本上是全国范围内狂热的经济、政治运动导致的恶果，而“三年自然灾害”仅仅是某种意识形态话语而已(金辉，8；王维洛，)。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此期间民勤死亡和外流人口达到多人，人口下降比例为27．1％。而民间的说法则是，“当时民勤人24万人走了16万”。不管到底有多少民勤人外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到了阿盟却是不争的事实。
事情虽然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不少亲历者对此还记忆犹新：
民勤煌辉村8l岁的张继云说：“五八年时搞运动，水又少，饿死不少人。那时吃树皮，把麦草(麦子的秸秆)磨成面吃，猪都不吃那东西。还有棉花籽，也磨成面，吃下去就头晕。那时不让说没吃的，说了就犯法。做不动活，说你是装的，还斗呢，打呢!那时全国人口不让流动，就地吃饭。大队挡着不让走，挡不住就走。这叫‘跑着死’，没有蹲着等死的。跑得掉就活下了，跑不掉就死了。跑出来有人给吃的就活下来了，没人给吃的就饿死了。走的路上活就活下来了，冻就冻死了。走河套的路上死了很多人，死都没人管。”
左旗苏嘎查68岁的图布登老人说：“年开始，这里的汉族人就多起来了。民勤那边种地没有水，没有吃的。他们背着孩子、被子，从民勤步行过来。很多在路上就饿死了，我都见过，有的趴着，有的仰着，有的还抱着孩子就死了。从吉兰泰驮粮食回来的路上，路上逃荒的民勤人问我们要饭吃，但我们驮的是国家的粮食，所以只好拿我们自己吃的东西给他们。不给他们就偷，我们把吃的东西放在骆驼旁边，他们就来偷，偷了塞到裤裆里，他们知道，一塞到裤裆里我们就不会要了。那时候民勤人确实困难，死的羊羔子他们也会吃，还有喂给狗、猫吃的东西，他们也拿去吃。”
右旗伊嘎查55岁的叶桂英说：“当时民勤是大锅饭，吃食堂，可饭都是汤，里面有一点面疙瘩，就剩下给3岁的妹妹吃，我只能喝汤，吃野菜，饿得很。当时民勤挡着不让往外走，只好夜里偷偷走。爹先去的，在内蒙认识人了，跟人商量，想把家里人带来，那家同意了，就夜里来接走。当时一起走的有父母、舅舅、舅舅的儿子、我、我姐姐、我妹妹。父亲背着被褥，母亲背着妹妹，还拿个大衣，我背个茶壶。路上有很多人，都是晚上偷偷走，白天怕人看到。当时跑的人很多，听说路上饿死的人多得很。”
而民勤人的后代大多也曾听父辈“学说”(讲述)过当时的情形：
右旗伊嘎查33岁的王光全说：“民勤那边刮浮夸风，一亩地产几千斤粮食，农民把粮交上去了，当官的把牛吹上去了，不交上去不行，把老百姓的存粮也交上去了。五八到六零三年民勤人饿死的很多。吃树皮、糠、苦苦菜、枯枪(锁阳枯掉后的东西)，基本上能吃的都吃。当时的人都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走路都得扶着墙走。90％的民勤人是为了逃避饥饿逃到内蒙来的。我们嘎查原来有个叫汤新茂的，现在搬到花儿园了。汤家的老婆一说起挨饿的事就哭开了，她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饿死了。儿子说：‘妈妈，给我抓个鸟鸟吃吧!’当时妈妈都扶着墙走呢，哪里去抓小鸟呢?女儿和另两个孩子去拾柴，饿得走不动了，就说，你们俩先走吧，我睡一会。睡下，就再没醒过来。当时挨了饿的老人，一说起这个就哭开了。全国都这样，但民勤特别厉害，可能他们当官的吹的牛大得很。”
6、饿不死人的阿拉善
对于遭灾挨饿以后跑出来的民勤人来说，在阿拉善牧区至少可以填饱肚子。当地人都说，“在牧区地方，永远饿不死人”。
右旗伊嘎查书记、37岁的那音太就讲了一个一块抹布救活人命的故事：“一个民勤老汉常在牧民家走动，熟悉了。年的时候挨饿了，专门跑过来找这个蒙古人家，但他们已经搬走了。饿得不行就想在屋子附近找块骨头，结果天晚了，找不见。后把擦碗、擦锅的抹布熬了一阵后，把那个油喝了，这就能走路了，能坚持住了。第二天顺着搬家的印子（车辙），把那户蒙古人家找到了。牧区地方，永远饿不死人，肚子不饱也饿不死了，能坚持了。”
其实，建国后阿盟牧区比民勤农区生活更好是有制度原因的。从年开始，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民生产的粮食大部分被征购上去，以满足城镇商品粮的需求和工业生产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由于产量虚报严重，征购量也随之飙升，生产队将存粮统统上缴以后，农民只得守着土地忍饥挨饿。但牧区就不一样，它享受和城镇一样的商品粮供应待遇：对边境地区的牧民，按人均月15公斤的成品粮掌握，供应到户；内地牧民，按人均13.5-14公斤的成品粮掌握，供应到户；食油不分边牧、内牧，每人每月4两。民勤农民一旦在阿拉善落户，就能享受同样待遇，这种诱惑对备受饥饿煎熬的民勤人来说是相当大的。
当时的蒙古族群众一般也会施以援手：
右旗伊嘎查66岁的格普勒玛说：“我在雅苏木的时候，看到很多汉人穿着破衣服，背着被子、筐子，拿一个碗，在加工厂的门口排队等工作。有些人坐着要饭，有些人啃死驴骨头。我丈夫当时是苏木书记兼苏木达，接收了很多汉人。那些人后来说：‘您是我们快饿死时救我们的恩人。’可一些蒙古族人怪他让很多汉族人进来，使人口都增多了。当时我父母家里来了两个民勤人，饿得都不会吃饭了。我父母煮了一些饭给他们吃，他们吃完就昏过去了。因为太饿了，突然吃下太多的食物，所以就晕过去了。不过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醒过来，然后离开了。民勤人当时都煮珍珠草吃，这样过活的。”
同嘎查46岁的宝音达来说：“听母亲讲，努日盖队当时来了30多人，他们把麦草磨成面拌水喝。当时我姨父是队里的保管员，他偷着给了他们些面。那些挨饿的民勤人都特别感谢，说一辈子也忘不掉他。”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涌入阿拉善的大量民勤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雁行人”（葛剑雄）。他们周期性地往返于阿盟与民勤之间，在阿盟打工，在民勤生活，其家人仍在民勤，而娶亲也多半回民勤去娶。一旦在阿盟立足下来，或遇上巨大的变故如“三年自然灾害”之类，这些雁行人便会设法将他们在民勤的亲族接往阿拉善，有些便全家在阿盟定居下来。
左旗苏嘎查54岁的许永忠回忆说：“我老家是民勤的，我父亲14岁（2年）从民勤来这里，给蒙古人放牧，挣了钱回民勤娶媳妇。我7岁的时候，年，我们全家来苏嘎查，那时候民勤生活不好。全家走路、骑骆驼来的，就我们一家子，没有一起走的。”
同嘎查56岁的李绪成回忆说：“我老家是民勤的，年过来的。我们家定成分的时候定的就是贫农，贫寒得很，所以我哥年就来这里了，他比我大11岁。年，家里生活更紧张了，所以我也来了。我来的时候，我哥哥在这里已经有骆驼，他拉骆驼把我接过来的。当时不存在迁户口的问题，我在这里一住下，户口就落实了。”
右旗伊嘎查37岁的那音太书记说：“大井队的汉族全是从民勤过来的，没有其他地方的。姓甄的（甄作主）是70年代来嘎查的，当时他姐夫在嘎查上当会计，通过这个关系扯进来的。”
除了回去接以外，一些民勤人也会主动来投奔已经定居在阿盟的亲戚：
左旗沙嘎查53岁的李发祥说：“我14岁时，也就是年，跟着父母全家一起从民勤搬到这儿，还有两个姐妹，两个弟弟，一个哥哥。当时在民勤条件不好，一个叔叔在这边，就投奔过来了。”
同嘎查52岁的季立新说：“我来沙队比较晚，年才从民勤搬到这儿。我老家也靠近沙漠，也是以农业为生，主要种小麦和玉米，灌溉靠的是红崖山水库。当时民勤集体化十分工只有五分钱，如果劳力少的话生活标准就非常低，吃的主要是杂粮，一天一个人只有七两杂粮，还是带皮的。所以在25岁这一年就投奔到解放前就到沙队的一个叔叔家。这里十分工可以拿到几毛钱，还有定量分配的白米或高粱米，生活要比老家好很多。”
年以前，阿拉善还是蒙古族人的天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济上。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政府承袭清朝传统，承认蒙古王爷对其领地的永久治权，承认蒙古王爷对其领地的一切所拥有的私产权，因此汉族不仅在入境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在入境后还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因此，汉族除返回原地以示不满外，也有不少人改变自己的族别，投旗变为蒙古人（刘援朝，5）。解放初期，由于在内蒙牧区的民主改革中推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郝维民，），蒙古族的经济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还是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掌握者，并在实际上享有比汉族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因此，在年以前，民勤人对阿拉善社会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只能在蒙古族人给定的生产、生活规则内亦步亦趋。
在这一阶段，民勤人在阿拉善地区主要从事商业、矿业、盐业、农业、手工业、牧业等生产活动。《西北论坛》年1卷1期记载：“汉族——多为山西及甘肃民勤籍，寄居定远营者数量较多，大部经商，间亦有在各巴格内作行商与凭体力谋生者。据初步调查所得，居定远营约六千人，散居各巴格内经商者约五百人，为蒙古人做雇农之民勤人约五千人，总计一万一千五百人。”
年《边政公论》第4卷第7-8期所载《宁夏阿拉善矿产概况》一文介绍了阿旗矿工情况：“古龙鄂博（今古拉本煤矿），冬日每洞工人数目可达二十余人，夏日因气候炎热，不便工作，仅六七人，籍贯以甘肃民勤人为最多，宁夏人次之，蒙古人间或有之……白石头附近的炭井沟（今石炭井矿），工人数目二十人，分日夜两班轮流工作，以甘肃民勤人为最多，其次为宁夏人，蒙人间或有之……玉木关，工人数目，平时六七人，有时多至十余人，以甘肃民勤人为最多，其次为宁夏人，再次为蒙古人……”
关于盐工的情况，《边疆通讯》年第1卷第8期《宁夏阿拉善旗各盐池概况》一文记载：“吉兰泰池……招雇工人多为甘肃民勤人，其次为宁夏人，再次为蒙古人。捞盐人数，平时约十余人，有时多至三十余人。……和屯盐池……招雇工人多为甘肃民勤人，其次为宁夏人，再次为山西。蒙人自己甚少挖掘。捞盐人数，平时为四五十人，有时百余人……”至于农业，更是汉族的专长。据《边疆通讯》年第4卷第1期《阿拉善农业概况》一文介绍，光在定远营一带开垦的荒地就达六千余亩，磴口附近为一万八千五百亩。其耕种土地的农民数量也由此可以想见。
汉族不仅从事工农业生产，也参与牧业生产，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就发现不少这样的例子：
右旗伊嘎查赵多元的父亲十多岁就跟着他后来的岳父从民勤过来了，那是在解放以前。那时甘肃农业不发达，广种薄收，遭了荒，两个人徒步一百多公里，走到右旗树贵苏木，给一个叫巴图那森的牧主放骆驼、羊。解放前放牧比现在苦多了，不能把羊丢了，不能给狼吃了，要早早地起来，不能偷懒。有一次，国民党的军队来了，他吓坏了。人问：“给谁放羊呢？”他答：“是巴图那森家的。”“老板在哪？”他只好带着那些兵痞去主人家。还好，他们只拿了点米，拿了几个羊。那时放羊，只要不让狼吃了，就没关系。给狼吃了，晚上回去就要挨骂、挨打，不给饭吃。
7、做买卖的民勤人
在民勤迁往阿拉善的人群中，还有一些跑运输、做买卖的民勤人：
现居左旗某嘎查的陈兴国今年64岁，读过几年小学，原籍甘肃民勤，解放前跟父母逃荒到宁夏永宁瞿靖镇，租种别人的土地，给别人打工为生。30年代末为了逃避马鸿魁抓兵，跑到内蒙阿旗，最初在厢根达来给别人放羊，40年代初在长流水居住，当时靠“跑驴子”卖米维持生活，一趟需要七八天，从宁夏买米到巴音卖，每次斤左右，赚点小钱养家。小时候家庭困难，没有鞋穿，长大给人放羊，一年能挣六七只羊。解放以后靠以前挣下和后来买来的羊还是不能维持生活，因此还是要跑驴子。家里几个孩子都能打工，算是童工，不算长工，就是给别人搭把手，放羊羔子、饮水，干家务活等。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穿的是山羊皮褂子，白天穿，晚上睡，老妈从甘肃带来的“褐子被”一直用到宁夏，后来到长流水还在用。
左旗苏嘎查79岁的丹普尔老人说：“很多民勤人也做驮盐的工作，即赶骆驼拉盐，从吉兰泰、和屯池拉到中卫、银川、青铜峡、磴口这些地方。一个人一般就拉15或者16个骆驼，叫‘一手骆驼’，多了就顾不过来了，少了就不划算了。羊毛做的盐袋子，一袋装一百多斤，一个骆驼驮两袋，一边一袋。冬天下雪，地上都盖了雪，找个地方扫一扫，下帐篷就住下了，铺上羊毛毡子就睡，睡到半夜，化了的雪把毡子都湿透了，但是没有办法，第二天还是要睡。回来的时候驮粮食回来。当时宁夏主席叫马鸿魁，不让驮粮食，我们就把粮食裹在被子里带回来。当时左旗是归宁夏管的。解放以后，马鸿魁跑了，驮粮食就不怕了。驮回来的粮食拿一些给骆驼的主人，自己留一些。驮盐回来，骆驼主人家给的钱多就休息几天，给的钱不多的话，还要去干别的活，要不然没饭吃。如果家里骆驼多，就全用自己的骆驼，不用去租别人的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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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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